文人学者好名，情有可原；而急于求名，则极不可取。近读一书，无意得之，不禁大喜。奇文共赏，奇书共读，愿与天下读书人共之。这本书就是清初王晫所撰的《今世说》。
王晫，初名斐，字丹麓，号木庵，自号松溪子，浙江钱塘人。生于明末，约生活于清顺治、康熙时。顺治四年秀才。旋弃举业，市隐读书，广交宾客。工于诗文。所著有《遂生集》十二卷、《霞举堂集》三十五卷、《墙东草堂词》及杂著多种。
王晫的《今世说》共八卷，以记清初四十年间文人学者生平言行为主。书前有撰者自序和例言多则，为全书作开宗明义的铺垫。撰者的第一种自炫手法是“寻根归宗”，自立门派，把自己放在《世说新语》继承者的地位上。他在康熙二十二年的序中述其著述宗旨说：“今朝廷右文，名贤辈出，阀阅才华，远胜江左。其嘉言懿行，史不胜载。特未有如临川裒集而表著之，天下后世，亦谁知此日风流，更有度越前人者乎？余不敏，志此有年，上自廊庙缙绅，下及山泽隐逸。凡一言一行有可采录，率猎收而类记之；稿凡数易，历久乃成。或以名贤生平大节固多，岂独藉此一端而传。不知就此一端，乃如颊上之毫，晴中之点，传神正在阿堵。余度后之人得睹是编，或亦如今之读临川书者，心旷神怡，未可知也。”序言不长，而主旨则在以《世说新语》之后继者自命，志得意满，傲形于色。其自我标榜的立意，中智者即能看穿。在《世说新语》之后，以“世说”为名者，尚有《续世说》、《大唐新语》、《世说新语补》、《明世说新语》等。王晫对这些后续者，一笔勾销，以自己与刘义庆“道统”直接相承。但他这本书实难与《世说新语》并。他在《例言》中自称：“是集条目，俱遵《世说》原编，惟自新、黜免、俭啬、谗险、纰漏、仇隙诸事，不敢漫列，引长盖短，理所固然，乃若补为全目，以成完书，愿俟后之君子”。撰者所略六门，明眼人一眼可见，实为易开罪于人之篇，是撰者之有意回避。《例言》中又一再声明，其记事根据是“只据刻本，就事论事”，“是集事实，俱从刻本中，择其言尤雅者，然后收录；若未见刻本，虽有见闻，不敢妄列，昭其信也”，并条列其所据主要成书和口碑来源，这足以见撰者“想吃包子又怕烫”的心态。从中还可看出，在清开国之初，士人已有文网拘牵之感。撰者不愿以文字贾祸，其情堪谅！
撰者第二种自炫手法是于书中掺入个人行事而妄作姿态。此并非不检，实属有意。其著于《例言》者有云：“至平生，本无足录。向承四方诸先生赠言，颇多奖藉，同人即为节取一二，强列集中，实增愧恧。”他先把参入个人行事的罪责推到“同人”身上，于是在各门中放手羼入个人事迹，如卷一《德行》篇有云：“王丹麓遭外艰，丧葬尽礼，衔恤陨涕，风雪中重趼远涉，遍告当世巨公，乞为志传成帙，曰《幽光集》，士大夫读而悲之”。此自述其孝行，条下又附入撰者生平德行，文字较本文为长，本为自炫之作，而《例言》早已言明这是“同人”强列。掩耳盗铃，岂非自欺欺人？作伪拙劣，不啻伶人之自拉自唱，实不可恕。就以文中自炫“遍告当世巨公”作传一语，已显阿世媚俗之态，又何德行可言！尤可怪者，撰者于书中更明目张胆地窜入其家三代事迹，入其父王湛二条，入其子王鼎、王小能各一条，而自入达16门24条，这就未免为士林所讥。所以，《四库全书总目》入其书于子部小说家类存目一，即已表明是对书之总评。提要评称：“刻画摹拟，颇嫌太似，所称许亦多溢量。盖标榜声气之书，犹明代诗社余习也。至于载入己事，尤乖体例。”并论其考证不精之失，均可称确论。
撰者的第三种自炫手法是除撰者自序及例言外，尚有冯景、丁澎、毛际可、严允肇等人序及洪晖吉等《评林》，类多谀词。如冯序称其书“包举群彦，言关至极，简秀韶润，胸无宿物，俊不伤道，而巧不累理。”《评林》则辑诸家赠言，尤感溢美过甚，似亦为撰者有意经营者。惟刻印者伍崇曜一跋不同一般，伍跋称“丹麓实游扬声气，以博取声名，而文笔乃纤仄婉媚，殊乏雅裁”。伍氏为一商人，而一语中的，实为难得。诸文士不若一商人，实让著述者有愧。
王晫《今世说》共八卷30门452条，以清初四十余年人物为主要记述对象，其由明入清者，亦一并收入，并于每条之下自注条目中人物生平大略。其清初著名人物如毛奇龄、王士祯、施闰章、宋琬等人，多见于各门类。惟于人物评论，不尽平允，尤其于明臣降清者，多所讳避，如钱谦益、龚鼎孳等收录不止一门，娓娓道其嘉言懿行，而不涉降清大节。反之，若顾炎武学识操守为一时之冠，而不著一字，黄宗羲亦仅言其家富藏书而略其志节等等。
对王晫的这本自炫之作，有志于学者应以此为镜，而躐等躁进者或可以此作范本。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