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基博（1887—1957），字子泉，号潜庐，江苏无锡人。我国近代杰出的教育家、古文学家。自幼聪明好学，16岁作《中国舆地大势论》，刊于梁启超主编的《新民丛报》，开始在文坛崭露头角，后在刘光汉主编的《国粹学报》上撰《说文》一篇。他的学识受到当江西提法使陶大均赏识，“骇为龚定庵复生”，遂招他为幕僚。月薪白银百两，待之如上宾。民国二年，直隶都督赵秉钧、江苏都督冯国璋皆因其才学，招他为秘书，他深感：“自以奉职南方军府，丈夫立身，岂容反复；议论异同，只以救世难而非以图身利。”毅然谢绝。从此委身于教育事业。从无锡县立第一小学文史地教员到私立华中大学与华中师范学院教授，自小学以至大学，从事教育事业44年，弟子称颂他“精神博大，一代宗师无愧，似花工，终生灌园，五洲四海多桃李。”
钱基博一生治学范围极广，博通四部之学，以治集部之学见称于世，有“集部之学，海内罕对”的美誉。他的学术成就是多方面的，对于群经、诸子、古史地学、古典文学理论，无不淹贯，造诣深湛。他治学和著述的主要特色是：以经诂经，以子治子，旁涉百家，相互勘证，一文一字，正名辨物，无不钩稽详核，援证博而推阐精。他的学术思想和观点体系，给学界的感觉是纯真、朴实、清新、析理精微，叙事贵可考信，立言蕲于有本，比次有法，义不拘虚，为学术界所推崇。当时文人曾广钧（曾国藩之孙）认为他“四十岁后，篇题日富，必能开一文派。”鼎鼎大名的张謇赞叹他的文章“大江以北，未见其伦。”说此话时，两人未谋一面，未通一书。
钱基博著作等身，其学术著作主要有：《韩愈志》、《韩愈文读》、《明代文学》、《国学必读》、《经学通志》等，尤其是他的《中国文学史》和《现代中国文学史》规模宏大，这两本书正是在他通读古今专集的基础上，剖析源流，高挹群言，自出手眼的两部著作。
钱基博治学之严，堪称典范。他读书至博，文采颇丰，每读一书，辄有提要，别录。平生所为诗古文辞，以及交游往还，论学论文书札，也都记录，存储日记之中。钱基博学而不厌、学而求精是十分感人的。据同人回忆：他在武昌华中师范学院执教时，年龄快70了，每天，除了教学，他总是伏案看书或钞书不辍，他看的书，多属历代文集。每看一书，喜摘取其精义名言，钞入日记，并自抒所见以论定之。这样的积累知识，由少而多，由微至著，经过较长时间，学问更加渊博了。学校师生听到老先生书斋里琅琅书声，便知道他正在背诵过去所读的经传子史。
钱基博治学之严对其子钱钟书的影响也是颇深的。少时，钱钟书在严父指导下，自学了不少文学名著。一次，钱钟书因习文敷衍了事，未达标准，遭到父亲的严厉训斥乃至痛打。从此，钱钟书发愤读书，广泛涉猎《古文辞类纂》、《骈体文钞》、《十八家诗钞》等，打下了坚实的古文基础。后留学归国著就《围城》，不难看出，围城的意旨可以从钱基博那里找到思想源流，父子学术思想及观点上的承继关系是显而易见的。
钱基博不但是一代学者，也是一代教育家。他提出教育救国须先重视师范教育的思想。在《国立师范学院成立记》一文中，他写道：“而当国者乃以创制师范学校诏我亿兆有众。国无常强，民奋则强……惟师有学，用诞启民瞑。亦惟师克范，用式四方……尚置学院以作之师！”他认为“人不自强，何能强国！而诚窃以为此一役也，非造人，何以善后！胜，则惟造人可以奠基复兴之基；败，则惟造人乃能图报吴之举。而造人之大任，微师范学院谁与归。”
钱基博不但重视师范教育，还提出“师范生一枝笔”的先进教育理念，注重对师范生国文基本功的训练。这一教育理念至今全国师范院校仍在流行。他注重作文课，认为，师范生将来是要当教师的，对国文教员来说，批改作业是一个重担子；若训练不严，笔下不快，决难胜任。规定作文进程：第一学年命题作文，限两小时即在课堂交卷，迟交扣分；第二、三学年，命题，也可自拟题，次日交卷；第四学年一小时也是课堂交卷。这样，效果极佳，学生受益非浅。由于中学国文教师的一枝笔，最起作用的是散文。因此，他认为读书不多，积理不富，侈谈论著，无非东抄西摘，自欺欺人。
钱基博提倡正面教育。1941年，蓝田师范学院学生举行了罢课并在院内游行，后来校方开会，有人提出学生某某开除学籍，学生某某勒令退学，几乎与会者提出某一些学生名字，没有人反对，即算通过。其中不无假公报私。钱基博则认为，学校应重在教育而不重在处罚，人材难于培养而易于摧残。他说：“独声言学院新创，才三年级，三百来学生，如此提名，所剩有几？目前交通不便，如许被除名的学生，将到哪里读书？如果继续提名，我虽年迈，也愿同退。”由于他平日的声望，又据理力争，才得以刹住了那股处罚风，保全了不少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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