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嘉德春拍一件被拍卖行称为“中国现存最早书法作品”、“西晋索靖唯一真迹”的古代书法作品《出师颂》，引起了广泛争议。就在拍卖前夕，一家有广泛影响的媒体刊出了质疑其真伪的长篇文章，列举了有关方面专家的不同意见，一时间满城风雨。
索靖为西晋初年武帝、惠帝时人，出身敦煌世家，历官外地中朝，身历“八王之乱”，最后在率军征战时“被伤而卒”。有名的典故“荆棘铜驼”即出自索靖之语。史称他“该博经史”，“才艺绝人”，“以善草书知名”。而索靖确实也写过《出师颂》，见于宋太宗淳化三年摹刻的《淳化阁帖》中。如果此次拍品真为索靖所书，那它就是一件已有1700多年、流传有绪的名家章草书法作品，用价值连城来形容也不过分。即便如此，它与张伯驹先生捐献的现存故宫博物院的西晋陆机《平复帖》的年代大致相当或稍晚，所以“中国最早的书法作品”显然也是夸大其辞。
《出师颂》引首有大字题识“晋墨”，据拍卖行称为宋高宗赵构所作，后隔水又有宋代书画家米友仁（米芾之子）于宋高宗绍兴九年定为“隋贤”所作的题识，同殿君臣意见相左，在那时应不会有如此自由的学术环境吧！更何况，已有专家指出引首用纸为明代所产，如此，“晋墨”当然也不会是南宋赵构所书，况且此卷《出师颂》历代鉴藏著录者大多皆以为“隋贤”所作。但是拍买行对这些事实视而不见，大力宣称为索靖所书。须知索靖至少要比“隋贤”早了近二百多年，这二百多年对作品价值的影响可以说颇为巨大；而且名家作品与无名氏作品、原作与摹本、摹本与抄本，在价值上同样存在巨大的落差。
就在群疑众惑之际，传出了故宫博物院以2200万元高价将此件收购的消息，舆论颇感惊愕！十余天后，故宫博物院就此事在媒体上作出说明，引述专家意见，认为《出师颂》是一件流传有绪的隋代作品，属国宝级文物。承认卷首“晋墨”二字为明人伪造，但无损其本身价值。
随后又有媒体刊文指出，故宫的解释尚有欠缺，即《出师颂》究竟是摹本还是抄本？它的价值真的在2200万元之巨？米友仁应是根据当时所见所闻下的论断，但很明显，米氏更多的是推断，所以只能笼统地称为“隋贤”。但在没有证据能推翻米友仁的鉴定结论前，沿用“隋贤”的结论应无不妥，而且在此之前，大多数著录都沿用米友仁的结论。但即使如此，这个价格仍然高于认定为索靖作品的拍卖行底价，似乎有些离谱，故有人称镏金的东西卖出了纯金的价钱。
我们知道，我国现存隋唐以前古代书画作品不少为唐宋人临本，如顾恺之的《女史箴图》、《洛神赋图》，怀素的《食鱼帖》等，而《兰亭序》更有冯承素、虞世南、褚遂良等人临摹的多个摹本。有的摹本如冯承素临《兰亭序》仅下真迹一等，而有的则相去甚远；而优劣高下之间，价值差距甚大。故宫博物院的说明没有具体说出是摹本、还是抄本，语焉不详，令人遗憾。但有关争论却至此告一段落。
规范拍卖市场行为十分重要；书画鉴定应当允许出现错误，但不应当出现低级错误
关于《出师颂》的争论虽然告一段落，然而还是有一些相关问题令人思索。
古代书画鉴定是一门特殊的学问，它要求鉴定者具有广博的学识和丰富的经验，稍有不慎，便会失之毫厘，谬之千里。即使权威，也难免有走眼之时。当年某博物馆工作人员伪造了一件所谓唐代西域人坎曼尔抄录的白居易《卖炭翁》，竟然使目光如炬的郭沫若信以为真，并为之作了一篇鸿文，发了一通宏论，结果是空耗了精力。古书画鉴定中的失误在所难免，而有些古代书画作品的争论可以说永远不会有一个结果，最终只能是永远存疑。书画鉴定应当允许出现错误，但不应当出现低级错误。
其实，古代书画鉴定中颇多争论，如传为唐代张旭的《古诗四帖》就有多种说法。而去年嘉德拍卖的《写生珍禽图》和前些年瀚海拍卖的《十咏图》原来也被认为是佚名之作，后来分别确定了作者，而且是赵佶和张先，不知是否有什么新证据发现，足以推翻以前的论定。对此学术界也有不同看法。定论要有充足证据和令人信服的论证，三言两语，甚至一言定鼎，难免不出纰漏。因此，不局限于一地或少数单位，而是多方征求、广泛听取各地区的有关方面专家意见、充分论证，慎重决断，才能更接近正确的结论。
当年我国在书画鉴定方面确实有一些大家，如吴湖帆、张珩、谢稚柳、刘九庵等，但随着他们的先后谢世，全国精通此术的专家可谓寥若晨星，即以“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成员而言，无不年逾古稀，所以有了“国宝级专家”的称谓。近年，随着我国拍卖事业的勃然兴起，古书画鉴定活动日益频繁，一些老专家颇有些应接不暇，古代书画鉴定后继乏人、青黄不接已成了一个突出问题。加强与充实鉴定专才的培养不仅是我国博物馆事业发展的需要，也是拍卖行业健康发展的需要。
随着古书画鉴定活动日益频繁，有的鉴定从业人员与拍卖行关系日益密切，有的还成了拍卖行的顾问。有的所谓鉴定家，因受人之贿，故意将小名家作品说成是大名家作品，将无名之作鉴定为名家之作等等，一直为人所诟病。如何理顺鉴定家与拍卖行之间的关系，规范鉴定行业操作，也应是一个有待解决的问题。
拍卖行作为经营单位，在拍品的征集、鉴定、展览、拍卖等方面都要有相当大的投入，当然他们也就期望更大的回报。所以从主观上讲，拍卖行当然希望拍出最高的价线，这样就会水涨船高，可以从卖方和买方收到更多的佣金。作为拍卖行，这种行为顺理成章。但拍卖行决不能为了自己的利益不负责任地进行不符实际的宣传，误导媒体和市场。在当前国内拍卖行业比较混乱之际，有必要对拍卖行的有关宣传行为进行规范，而不能放任自流。拍卖行应认真进行自律，坚守诚信，并对自己的言论负责。
媒体从业人员素质有待提高，谨防盲目炒作
通观媒体此次表现，可谓喜忧参半。喜的是由于媒体的介入，使拍卖行为和收购行为都被置于舆论监督之下，透明度的增高，将有力地遏制这方面的违规违法行为。忧的是媒体的素质。拍买行事先往往要借助媒体的宣传，而媒体记者鲜有这方面的专识，所以就只能是照本宣科。媒体对一般大众的影响可谓巨大，然而不可讳言的是，有些媒体追求轰动效应，不分真假，一味炒作。比如前些日子在四川冒出了一件所谓怀素的书法真迹，然而从附图上一望即知那不过是怀素《论书帖》的临摹品，原件现存辽宁省博物馆，并在上世纪六十年代由文物出版社刊印发行。前些日，更有媒体抖出猛料，称一位人士说故宫所藏张择端《清明上河图》为赝品，而自己收藏有真本《清明上河图》的爆炸性消息，可惜没有了下文。近年来媒体在这方面的笑话闹了不少。如何提高媒体从业人员素质，做到独立判断，而不是人云亦云，应是媒体切实要加强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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