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金元皆属北方少数民族统治的政权，但所取得的文学成就却不一样，一般说来，元最高，金次之，辽又次之。其原因除了国祚长短、汉化程度外，还必须深入分析文学创作的主体及其背景——文人状况以及统治者文化政策所导致的客观效果，才能找到问题的最终答案。
首先，这种差异与它们各自统治范围的广狭及拥有文士的多寡相关。辽历时虽久，但活动范围基本局限在北方，契丹从后晋手中割去燕、云十六州，开始接触中原文化；灭后晋后，“制度渐以修举。”但直到辽亡，基本局限在北地草原及燕、云一带，缺乏深厚的文学基础。女真贵族虽兴起于大兴安岭，但进入内地后始终不忘向南拓展，文化上也出现了中心南移的现象，中原地区有许多文人滞留北方，其中包括宇文虚中、高士谈这样的使金宋臣，也包括蔡松年、党怀英这样的北地俊彦。正因为如此，北方文学维系了基本水准，形成南北各显特色的局面。在此基础上发展的金文学比较辽文学也就更为成熟与发达。
蒙古贵族在未进入中原之前，即已西进欧洲、横扫西亚，建立了远较中国本土广阔的蒙古汗国，其眼界和气魄远远超过了辽金和南宋，并最终统一南北，继承了辽、金和南宋的全部文化遗产，其境内拥有作家及作品的数量自然今非昔比；加上中外文化交流的空前频繁，人们思想观念的空前开放，所有这些，无疑皆为元代文人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创作空间。
其次，是他们对中原文化的不同态度和文化政策。辽金文学成就不高并不是由于汉化程度太低，而在于整个社会过分崇拜中原汉文化传统，史载辽太祖阿保机建国之初即“诏建孔子庙”。兴宗耶律宗真亦“好儒术”。道宗时汉文化已普遍为契丹统治者所接受。文化心态的自卑窒息了文学的创造力。在这方面，金统治者也毫不逊色。史载金太宗完颜晟时即确立科举分辞赋、经义两科，以罗致汉人文士。攻占河北、山东等地后，创设南北两科，分别考试，称“南北选”。海陵王完颜亮上台后，为便于普通文士，下诏废除南北选制，不以地域差异定尊卑。
对于诗文创作，辽金统治者更是积极提倡，身体力行。史载圣宗喜吟诗，曾作曲百余首；道宗多作诗赋，并由耶律良编为《清宁集》；道宗宣懿后、天祚帝文妃也都有诗歌流传。其余辽贵族文人也都在帝王鼓励下作诗编集，如皇族耶律隆先有诗集《阆苑集》，外戚萧柳有《岁寒集》，耶律良有《庆会集》等等。史载辽圣宗曾以契丹文字译白居易讽喻诗，自称“乐天诗集是吾师”。苏轼的作品也在辽地流传。时人王辟之《渑水燕谈录》且记载辽燕京书肆刻苏轼诗集曰《大苏集》，苏辙使辽有诗云“谁将家集过燕都，每被行人问大苏”。所有这些，皆可想见辽文人心目中唐宋诗文的地位。
金人对中原汉文化的崇拜比辽代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统治者还极力拉拢汉族文人为自己服务，所谓“借才异代”。除了扣留宋朝使臣等非正常手法外，还特别善待通过科举考试选拔出来的人才。“士人由科举而位列宰相者甚多。”文学方面，统治者同样对创作汉文诗词深感兴趣，完颜亮以及豫王允成皆有很多作品传世。苏轼、黄庭坚等人的影响比辽代也有增无已。后人竟将其与理学在南宋的地位相提并论，所谓“程学盛南苏学北”。然而，单纯醉心于对中原文明的向往和学习并不必然导致文学创作的成功。况且在地域及文人分布方面，这两个王朝已是先天不足，文化上的自卑只能促使辽、金文人极力学习乃至模仿唐宋名家名作，缺乏创作意识，从而导致创作活力的窒息。
和辽、金两朝截然不同的是，面对同样博大精深的中原汉族文化，蒙古统治者并没有表现出无限敬仰和向往。出于维护特权统治的需要，元王朝对于汉族文人是既利用又防范，最终实际取消了“学而优则仕”的科举制度。虽然过了80年，重开科举，但压制汉人，维护民族特权的基本“国策”并没有彻底变革。
问题的另一方面就是失掉了仕进之途的汉族文人在面临着前所未有的价值观危机和生活道路再抉择的时候，由于儒学大厦的独尊地位遭冲击，“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圣贤书”失掉了传统的地位，而在王朝交替的社会变革中，伦理准则被打破，一切旧有规范也就显得淡薄乃至变形，传统的价值观包括文艺标准对人们思想的束缚就不可避免地放松了，崇尚武力的蒙古统治者又没有建立起新的思想规范，这就为文学史大转折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新机遇。
谁都知道，我国古代以儒学为中心的传统文化推尊诗歌散文为文学创作的最高境界，而我国古代诗歌独具的短篇抒情性质和以言志抒情为目的的文艺理论都不利于以叙事长篇为主要特征的戏曲小说的产生和发展。而事实上在唐诗、宋词以及唐宋古文出现之后，诗文领域再现辉煌已很困难，要想有所突破，必须从根本上推陈出新。元人的机遇在于，随着科举的中断和后来的名不副实，原来的汉族文化精英一下子由“白衣卿相”降到了同娼妓、乞丐为伍的地步，作诗填词和具有“经天纬地”功能的古文当时看来只是迂远和华而不实，起码已不那么神圣。由于生计所迫，过去出于伦理和修身角度考虑不屑不顾的讲唱和表演艺术现在不但不那么可怕，反而是必须从事的了。这样，富有创作才能的文人士大夫和表演艺术之间得到了前所未有的结合，导致了元曲作为继唐诗、宋词之后文学一代新高峰的形成，整个中国古代文学面貌也因此发生了根本性的转折。蒙古统治者对中原正统文化的漠视和矮化，客观上造成了文人前所未有的思想解放，促进了文学史上前所未有的创新，这才是元代文学成就远在辽金之上的根本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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