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诗论》在《诗经》研究方面提出了“邦风”的概念，为我们进一步深入研究《诗经》提供了新的视角。
《说文解字》以“转注法”解释邦、国字义，邦即是国，国也是邦。在先秦，邦、国常连用，表示同一概念。如《诗·大雅·崧高》曰：“邦国若否，仲山甫明之。”但是，邦、国毕竟又是两个不同的字，还是有所区别的。段玉裁《说文解字注》邑部邦字注：“《周礼》注曰：‘大曰邦，小曰国。’析言之也。”“《周礼》注又云：‘邦之所居亦曰国。’此谓统言；则封竟之内曰国、曰邑，析言则国野对，《周礼》：‘体国经野’是也。”因此，邦、国的区别主要表现为：“国”是政治中心的所在，是城邑的所在；“邦”则为广袤的土地，是封地的总称，并由此形成广袤土地上的政治结构。
邦、国字体的不同，是中国上古以来政治形态发展的体现。夏、商及周初的“国”并不是我们今天所谓的国家形态，而是方国联盟制的组合，故而称“朝”；夏王、商王及周王也就是“诸侯之长”。当时的国家形态是以周边诸侯拱卫天子。天子和诸侯都各有自己的地界、都城，所不同者是规模大小而已。这种以天子为中心、以万邦为辅翼的格局在夏初即被确立。因此，夏、商、周初的国家形态是万邦并立，天子即是邦长。《史记·五帝本纪》曰：“禹践天子位。尧子丹朱、舜子商均皆有疆土，以奉先祀，服其服，礼乐如之。”
周朝是以“小邦周”取代“大邦殷”的，周初的情况与夏、商大致相同。《史记·周本纪》在引述祭公谋父的话说：“夫先王之制，邦内甸服，邦外侯服。侯卫宾服，夷蛮要服，戎翟荒服。”就是这个道理。因此，周朝时的政治结构是城邦制的组合。各诸侯都是邦内成员，“邦”是唯一的形态。至于当时的“国”，开始则是周的军事屯垦地所在，即所谓的“城”，方城是也。《周礼·天官·冢宰》所云“惟王建国，辨正方位，体国经野，设官分职，以为民极。”就是这个意思。因此，西周时的“国”是诸侯所在的城，与战国时的“国”不一样。所以，在一定意义上，邦、国通用；在一定意义上，邦、国不可混淆。
春秋以降，周天子的绝对权威不复存在，天下皆邦国也。“平王之时，周室衰微，诸侯强并弱，齐楚秦晋始大，政由方伯。”政治体制逐渐向王国制转变，楚国最先称“王”；至战国时期王国制的政治体制转型完成，周显王十六年，各路诸侯会于徐州而相王。东周王朝沦为地方性政权，仰仗于大国的惠顾，周旋于诸侯之间，最终灭于秦人之手。
在邦、国的政治形态上，夏、商、周以来，是由“邦”演变为“国”的；由诸侯之长的万邦并立，到诸国争霸，中国的政治构架完成了由“城邦”向“王国”的转变，邦制无存，国体独显。作为时代政治产物的《诗经》一定要符合春秋时期的政治形态。所以，《诗经》中表示地方民歌的“风”诗，其“邦风”的统称是符合春秋政治实际的，也是《诗经》“风”诗的原始称谓。
事实上，《诗经》在当时就是被统称为“周乐”的，并不因为有各地的风格而特称，《左传·襄公二十年》记载的“季札观乐”，其所观之“乐”就是“周乐”，这就直接证明了“邦风”的存在。
《诗经》“邦风”变为“国风”，是汉代的事情。汉人避刘邦名讳，将“邦”改为“国”，《诗经》“邦风”也就变为了“国风”。然而，“国风”取代“邦风”，并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有一个过程。汉初人对于《诗经》的“风”诗只是简称“风”，避讳是一回事，尊重历史又是一回事。所以，在汉初的典籍里，并没有“国风”的概念。汉武帝时，独尊儒术，《诗经》的“风”诗被称为“国风”。《史记·屈原贾生列传》“国风好色而不淫”的提法就是最好的说明。从此“邦风”退出了世人的视野，而“国风”独存。
尽管“国风”取代“邦风”是历史的选择，但我们要指出的是，将“邦风”改为“国风”的做法乃是汉代今文经学家的一家之言。今文家根据时代政治的需要，有“国风”的提法。为了给“国风”的提法提供支持，今文家又找出该提法的依据：班固《离骚序》说，“国风”的提法原出于淮南王刘安的《离骚传》叙，其源头则是《荀子·大略篇》。于是，“国风”在汉代政治形势的推动下成为不刊之论，影响一直延续到今天的《诗经》研究。事实上，汉代的古文经学家也认同今文经学家的“国风”提法；像汉初人的做法一样，汉代的古文经学家对于“风”诗既然不能称为“邦风”，那也绝不称为“国风”，只是简称为“风”。完成于东汉的《毛诗序》说：“《关雎》，后妃之德也，风之始也。所以风天下而正夫妇也。故用之乡人焉，用之邦国焉。”即为最好的说明。在尊重《诗经》历史的情况下，汉代古文经学家坚持了自己的原则，又透露出“邦风”的存在。
对于“邦风”、“国风”称谓的辨正不是可有可无的。认知“邦风”可以从政治学、哲学、历史学、社会学、文学等各个方面更深入地研究《诗经》，以弘扬中国文化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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