抽象是哲学术语，指从大量具象材料中归纳总结，舍弃个别的非本质的属性，抽出共同的、本质的属性。抽象是人类智慧的一种高级体现，科学研究当然需要抽象。然而数十年来学术圈却存在一种相反的倾向，即它的结论不是从大量材料中客观得出，而是主观推测，甚至是被“制造”出来的。
“文革”期间大倡法家，许多中国文学史被简化为儒法的斗争史，儒法斗争说显然并不是从中国文学发展的实际抽象出的，只是一种政治的图解。20世纪80年代以后，各种西方文化理论流行国内，开拓了人们的思维空间和学术视野，但也使一些学者想入非非，心生幻象。如弗洛伊德“力必多”观念风靡时，就让一些研究者将目光盯住脐下三寸。我读过一篇讨论秦观用情方式的文章，作者将秦观名篇《满庭芳》（“山抹微云”）中描述离别情境的“销魂，当此际，香囊暗解、罗带轻分。谩赢得青楼薄幸名存。”理解为宽衣解带、男女交欢的过程。按照这种“力必多”联想的逻辑，李清照《凤凰台上忆吹箫》中“香冷金猊，被翻红浪，起来慵自梳头”，岂不也可以理解为少女新婚初夜后的香艳情景了？显然，有相当一些学术论著，便是采取这种主观任意地曲解文学作品和历史材料的真实涵义的做法，获得“创造性”研究成果的。
凡此种种，皆可视之为学术上的“抽风”。抽风本是中医术语，风又有外风、内风之分，外风系“六淫”（风寒暑湿燥火）之一，内风则是自身机体紊乱产生的一种病理表现。抽风多系内风所致，其症状表现为手脚痉挛、口吐白沫、嘴歪眼斜等。我这里借用“抽风”，既是形容某些学术人的治学方式，即其结论空虚无据，有类捕风捉影，没有抽象所拥有的大量材料基础；同时又形容这种“学术抽风”类于医学“抽风”，即病发于内，是学术上的畸形和走火入魔的表现。
以曲解或个别材料去证明假设的结论，还只是“学术抽风”的轻微表现，更为严重的症状是再拿这种假设当证据，进行循环论证或连环推导，证实自己想要的结果和所谓的“创新”见解。宋太祖的死亡原因是一个谜，有些学者先假设宋太宗杀兄，然后推测宋人笔记中有关“烛影斧声”的记载系隐指太宗使用玉斧杀害了太祖，复又据此解释太宗继位后的很多做法，最后又用太宗的做法反证其杀兄的真实。但据钱杭先生考证，“烛影斧声”疑案中的“玉斧”绝非利器（《史林》2001年第4期《关于“烛影斧声”之斧》），玉斧弑兄之论的第一步就不成立，以后的诸多结论自然也难立足。这就像你假设1＋1＝3时，当然会推导出2＋2≠4，3＋3≠6，……可以有无穷多个新的发现。但由于前提就是错误或者虚假的，文章写得再漂亮、新的观点再多，也不过是儿童泡泡枪中打出的一串串美丽的泡泡罢了。历史上的许多悬案和疑谜，如赵明诚纳妾问题、李清照再嫁的问题等，在宣称解决它们之前，最好调查一下自己的证据是否坚实充分？是否陷入了循环论证和连环推导的怪圈？否则难免有“抽风”的危险。
也许有人会鸣不平：学术研究的方法可以是归纳，也可以是演绎，“抽风”不是相当于演绎吗？作如是观者实系误解，“抽风”与演绎似是而非，属于两个不同概念，两者从论证顺序看虽都是从一般推特殊，但演绎与归纳密切相关，演绎依据的理由，来自对大量特殊事物的归纳和概括，归纳的结论是演绎的前提。而“抽风”所依据的理由则是偶然的或虚假的，并非来自归纳，简单地讲，它是只有“大胆假设”，而无“小心求证”。“抽风”与演绎焉能混为一谈？
据古典文学研究界权威杂志《文学遗产》副主编陶文鹏先生说，他们的用稿中既有理论研究文章，又有文献考证文章，对于理论性的文章，他们既欢迎归纳性的，也欢迎演绎性的，无奈抽象者少，“抽风”者多，很多文章，绕来绕去，你以为他是为了阐述高深道理的复杂性不得不如此，但看了半天，发现它一个有效确凿的结论也没有得出。其实，这类论文的全部价值仅在于告诉你它自身没有价值。这倒让笔者想起古龙武侠作品中的许多妙语来，乍一看大有玄意，仔细一想如同放屁。
呜呼学术人，小心别“抽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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