曲阜乃孔子故里。清代开国不久，曲阜的衍圣公府便接受了清朝的封号。在历代圣裔文化活动中，清代曲阜圣裔的文化建树相当突出。
作为儒家学说创始人孔子的传人，清代曲阜圣裔的文化正统意识很强，其文化活动主要集中在经学、历史、文学、文字学、校勘学、音韵学和算学等领域，而治经乃其家传的学问，是他们文化活动的中心内容。
作为圣裔，孔子64代孙孔尚任、69代孙孔继汾都曾有过御前讲经的荣幸。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玄烨在首次南巡返程中到曲阜祭孔时，孔尚任被衍圣公孔毓圻推举在御前进讲《论语》，受到康熙帝的称许，随后被吏部破格授为国子监博士。乾隆十三年（1748年），弘历首次到曲阜祭孔时，孔继汾在孔庙进讲《中庸》，颇得皇帝赏识，被授为内阁中书。他们的隆遇，一方面固然得益于他们经学的精进，但圣裔特殊的身份无疑是一个重要原因。
在清代，几乎所有圣裔皆涉猎经学，而以经学闻名的当首数孔广森。广森为68代衍圣公孔传铎之孙，经学家孔继汾次子。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中进士，官至翰林院检讨。由于倾心于学问和著述，入仕不久即辞官归里，专修一处书斋，以仰慕汉代经学大师郑玄而名之为“仪郑堂”。孔广森博涉经典，尤精于“三礼”，著有《春秋公羊传通义》12卷。他并不专主今文经学，而是博采汉代以降有关《春秋》的著述，对《左传》、《谷梁传》与《公羊传》相通的也加以吸收，注疏严谨翔实。此外，他还著有《经学卮言》6卷、《礼学卮言》6卷，《大戴礼记补注》14卷等。孔广森在文学和数学上的造诣也很深。他是清代八大骈文家之一；对古代数学中“差分”、“均输”、“勾股”、“少广”等原理颇为精通，著有《少广正负术》6卷。
孔广森的父亲孔继汾、兄长孔广林也都是有名的经学家。孔继汾自幼博学强记，深通经学，熟悉历朝掌故、庙廷典礼和金石图象，致力于孔氏家族文献以及相关的礼仪方面的研究，著有《阙里文献考》100卷、《孔氏家仪》14卷、《乐舞全谱》2卷、《匡仪纠谬集》3卷等。而孔广林26岁时即绝意仕进，覃心三礼，著有《周礼臆测》7卷、《仪礼臆测》18卷、《仪礼笺》1卷、《周易注》12卷、《尚书注》10卷、《论语注》10卷、《孝经注》1卷等。
此外，以治经见长的圣裔还有孔继涵等。孔继涵为67代衍圣公孔毓圻之孙，清代著名的校勘家。他的兴趣爱好十分广泛，凡天文、地理、经学、文学、数学、金石考据学无不涉猎，尤精于“三礼”。他校订的典籍有张参的《五经文字》3卷、唐元度的《九经字样》1卷、杜预的《春秋长历》10卷、宋庠的《国语补音》3卷、戴震的《毛郑诗考证》以及《水经注》40卷等。
曲阜圣裔的文学活动，也带有浓郁的正统色彩，传统的诗文自不待言，就是戏曲创作也是如此。戏剧创作是曲阜圣裔文化活动的一个重要方面。在清代，曲阜圣裔剧作家辈出，孔尚任、孔传铚、孔广林、孔昭虔等最为有名，他们创作了《桃花扇》、《小忽雷》、《女专诸》等一系列戏剧作品。而独特的人文环境和创作主体的特殊身份，使这些圣裔戏剧作家的创作体现出鲜明的儒家文化特征。正如孔尚任在《桃花扇小引》中所说：“传奇虽小道，凡诗赋、词曲、四六、小说家，无体不备；至于摹写须眉，点染景物，乃兼画苑矣。其旨趣实本于《三百篇》，而义则《春秋》，用笔行文，又《左》、《国》、《太史公》也。”这种植根于文化传统之上的戏剧观念值得我们特别注意。孔尚任的《桃花扇》被誉为“中国古典戏剧的最后一部杰作”，而作者所采用的正是历史意识非常强烈的史家视角。历史意识总是在社会动乱和变革时期表现得最为活跃。明清易代，不仅是改朝换代，同时又是少数民族统治者入主中原，这更加剧了人们的兴亡之感。忧愤成思，人们痛定思痛，进行着一种历史的反思。孔尚任就试图在反思历史中总结教训，“以离合之情，写兴亡之感”，具有强烈的历史责任感。
此外，清代圣裔剧作家在戏剧创作方面还具有以下几个共同特征。一是用俗文学的形式表现雅正的内容。清代圣裔剧作家的作品几乎没有一部是以娱乐为旨归的，他们的创作态度都极其认真，赋予戏曲以正统的文化内涵。有的作品再现并反思历史，接近于“正史”，如《桃花扇》；有的则更注重内心情感的抒写，接近于“诗”，如《荡妇秋思》。但不管正史也好，诗也好，都属于“雅”文化的范畴。二是具有鲜明的鲁文化特征。古代鲁国为周天子所封诸侯国，鲁文化孕育了文化巨人孔子。曲阜作为儒学的发源地，始终保留了鲁文化重义轻利的价值取向和儒家的道德规范。三是具有丰厚的文化底蕴。由于圣裔独特的身份，这些剧作家自幼饱读经书，有的甚至兼为经学家、学问家，这使他们的戏剧创作散发着传统文化的翰墨之香，在语言上的共同特征就是文辞典雅，而且大都通晓曲律。
当然，清代曲阜圣裔的文化活动不止以上提到的这些。但从上面的介绍可以看出，不管是探讨经学，还是从事文字、音韵或者其他研究，甚至在文学创作中，他们都在很大程度上通向儒家传统经典经义，这可能应是孔子后裔文化活动所独具的特色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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