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诗人晁冲之卒年史无明载，笔者在阅读《嵩山文集》时发现了一些线索，推出他当卒于公元1127年，心中很是欣喜。但一查有关科研成果，才知曾枣庄先生早在10年前就已经解决了这个问题。失望之余，备感学术研究的艰难性和学术史清理的重要性。
学术研究的艰难性在于他不像做生意赚钱，赚多少都是自己的，心里很踏实，学术研究却必须创新和超越，有时你研究了很长时间，只要有别人的成果发表在前，某种意义上你都算白费心力。从这里又可以看出清理学术史的重要，它能使你避免学术“撞车”和不必要的学术精力损耗。
在过去，由于信息交流不畅便，常有英雄所见略同的现象出现。如郭晋稀先生《关于〈语原〉的几条疏证》（《唐都学刊》2003年2期）一文曾回忆他的老师骆鸿凯先生的两条训诂发现，一是将《孟子·许行章》“舍皆取诸宫中而用之”的“舍”训为“啥（什么）”；一是将《庄子·秋水》“计四海之在天地之间，不似礨空之在大泽乎”的“礨”训为“螺壳”。其实前者章太炎先生的《文始》里即有类似说法，后来遭到了王力先生的反驳；后者的发明权当归于省吾先生，于先生还将自己所居命名为“泽螺居”以示纪念。但当时的学术条件使我们无权苛求骆先生，何况骆先生也并未在章、于之后将这个发现刊布于世。
今天的学术环境大不相同，20世纪90年代以来，电子文献检索的飞速发展使研究者对资源的掌握越来越趋全面公开，如你进入国家图书馆网页，不仅可以随时查询有关中西文书目，甚至古籍善本的目录都可一览无余；《文渊阁四库全书》电子版、《四部丛刊》电子版、《汉籍全文检索系统》、《国学宝典》、北京大学中文系李铎博士主持的《全唐诗》、《全宋诗》检索系统等所提供的便利，更是过去不可想像的。清华期刊网、《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索引》等，也使重复发表成果的可能性愈趋愈小。
但是，拥有如此便利条件的当代学术人，所做所为却常令人大跌眼镜：明明有非常优秀的成果摆在那里，却假装没看见，继续重复研究后，将毫无新意甚至是大倒退的结论公开发表。随便翻一翻近些年来各地学报上的文章，低质量的重复惊心触目，作家研究很多都是小传的放大，以唐代诗人李贺为例，钱钟书先生20世纪40年代出版的《谈艺录》里已有精彩论述，杨文雄等人的研究继踵于后，可大多数的李贺研究文章不是拾人牙慧，就是根据文学概论的几条基本原理对号入座，把李贺诗歌分别插上想象丰富、结构多变、语言新奇的标签，举几个例证了事，其实能在这些标签下排队的历代诗人可说是不计其数，这令我一看到此类标题就头疼欲裂，想要逃之夭夭。
更为恶劣的是那种打着“没看见”旗号进行各种形式抄袭的论著，它们有的是明火执仗式的公然剽窃，有的是移花接木式的跨国抄袭，有的是瞒天过海式的编辑偷用来稿，有的是优孟衣冠式的照抄古人，有的则是貌离神合的高级行窃。有的甚至抄自己，你管得着吗？他装着没看见自己，你又有什么办法？查一下期刊网，不难发现同一文章同一作者发在不同刊物上的事例，笔者在与郑州大学陈飞先生、国家图书馆白雪华先生合撰《专题文学史书目提要》时也发现过此类怪事，如1995年中原农民出版社出版的《20世纪中国乡土小说史》，1999年又作为国家九五重点图书被安徽教育出版社出版，不过名字换成了《中国乡土小说史》，编撰者对其中的变故可是一句都没有交待。至于将自己已经出版过的著作再重新排列组合一版再版，在海外出版后不顾版权又在国内出版，或者在国内出版后未经授权又在海外出版的例子更成为学术界都已习见的流行病了。
对于大多数抄袭者来说，“没看见”真是一个万能的理由！这三字不仅可以将学术道德的责任完全推卸，还有助于伪造自己的学术品位，似乎所见竟与英雄不谋而合，但你若像骆鸿凯先生所处环境和那样慎重还当得起一句“英雄”的称赞，不幸的是生于学术条件发达、检索方便快捷的斯时斯世，便难逃其心可诛之责，所谓的“看不见”只是不愿看或假装没看见罢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