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春樵是一位年轻的资深小说家，最近人民文学出版社推出了他的一本长篇小说《放下武器》。作品是以官场小说的面貌出现的，却不知不觉地在承认官场小说基本形态的同时，又拒绝了某些稳固的写作心理。
《放下武器》的一个突出特点是结构奇特，对读者的态度坦率却不开门见山。小说对叙述的控制收放自如，腕力深沉，自然延展出三个层次：第一层，“我”大学毕业后的经历，“我”在农药厂工作没拿到一分钱工资，只分得了两百多瓶劣质农药。“我”卷着铺盖进城谋生，为了生活不得不为投机书商写稿，当文字贩子。第二层，“我”回忆关于舅舅郑天良的往事，从他传奇的出生，到“我”母亲惨死时他的见死不救。第三层，在“我”为写稿而进行的明查暗访中，郑天良一生的真实面貌逐渐浮出水面。很显然，《放下武器》的故事中心是在第三个层次上，前两个层次是需要让读者自己拨开的面纱，只占据结构上的作用，而不占据内容上的重心。
《放下武器》有一个关键的转折点，出现在上部与下部的分界之处。在此之前郑天良是人民满意的国家公务员，在此之后是损害党的形象的贪官污吏。但他是如何完成心理上的转变的，又如何从农民式的工作作风变为城府极深的官僚主义，则完全隐去了。只有一口木质挂钟，给了失意的郑天良6年时间去清理自己。郑天良永远是一个复杂问题简单化的农民，他永远都比他的敌手黄以恒慢了至少两拍，所以他才在官场中最终被淘汰。中国社会是个非常讲人际关系的社会，这里面有一种几乎令人绝望的东西。小说并没有因此而写得痛心疾首，但在对世态人情十二分的练达之外，更表达出了对国民灵魂的关注。
许春樵的文字自然自在，似庄实谐。作者有许多妙喻，字里行间不经意跳出来，十分抢眼，如郑天良腐化堕落后频频参加酒宴，他“发觉自己就像一滴油渍早就渗透毛料衣服里，越想洗掉却凝结得越牢固”。被郑天良整下台的老干部耿天龙教鹦鹉学说“为人民服务”，鹦鹉却张着坚硬的嘴说“为人民糊糊”，于是老耿就只喂它粗糠，不喂玉米。小说中这样的例子太多，甚至他的排比句、陈述句读来都别有一种滋味：“6年中合安县许多人出生了，又有许多人死掉了；许多人清醒了，又有许多人糊涂了；许多人提拔了，又有许多人下台了”，“夜已经深了，县城沦陷在梦中……”。作者在这本书中的姿态是克制的，小说中几乎没有关于腐败问题的司空见惯的评说，但文中的比喻和选词用句却毫不客气地留下了评论的印迹。
《放下武器》中，“我”舅舅郑天良被枪毙前留下了一封忏悔书，“情真意切，语言流畅，认识到位，思想深刻”，还有这样一段话：“家有万贯，也不过一日三餐；房有千幢，仅只睡一宿一床”，话中有极深的佛理。三界轮回，无量因果；“心狱自炼，万劫不复”。人不过是区区一身，只需一衣一饭：当狭小的生存之壳裹住了巨大的思维空间时，生命自然也就走到了尽头。这是一个不敬鬼神，人定足以胜天的时代，但人是如此的弱小而不智。
写尽官场百态，看透世态炎凉不一定是《放下武器》的长处。十分文学地说，阅读成为一剂美味必须具备三个条件：故事好，写得妙，参得深。最后一个功夫，完全在阅读者自己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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