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要不是患了失忆症的人，都应该还记得南京公用局的几位官员，在宁波为“找小姐”大闹夜总会的丑闻，没想到时间才刚过了一年多，就传出了丑闻主角“悉数升迁”的消息。这一并非完全出人意料的结局再次证明，许多听起来冠冕堂皇的话，其实是很难让人相信的！我手边就有一份2001年12月9日的《南京日报》，头版的显著位置刊登的一篇专为此事而作的评论员文章《警钟长鸣抓作风》，第一句话简直可以称得上是掷地有声：“对朱自强等人的严处表明：市委贯彻落实中央十五届六中全会精神是认真的，改进作风是真改而不是假改。”
茅于轼老先生当年对此事评论道：“没听说过一个人私德恶劣而公德高尚的”。我很赞同这句话。为“找小姐”而大闹夜总会，说明这几个人的私德是有严重缺陷的，或者通俗点儿说是很缺德的。因此对他们的“严处”，摘掉他们的“乌纱帽”也是完全正确的。公众怎么可能会放心地把权力交给一个缺德的人呢？他既然可以满不在乎地背叛妻子，当然也就可以满不在乎地背叛他有责任为之服务的社会。不让他们继续担任领导职务，是因为他们失去了公众的信任；而当年有关方面的处理，总算顺应民意，化危机为转机，一定程度上恢复了自身的公信力。
不过“几个色官时隔一年行好运”却表明，“有关方面”对此事其实是很不以为然的。当时“壮士断腕”不过是应付舆论的压力，内心深处并不真的认为他们有什么错。所以风头还没有完全过去就赶紧做“断肢再接手术”。据说在私下里，官场的不少“同仁”一直觉得他们几个很“冤”——“这年头有几个不找小姐的？”
当今中国知名社会性学家李银河曾说：“在婚外性方面，和西方相比，中国社会是倒过来的。官越大，自由度越大，地位越低的人自由度越小。”为什么会这样呢？官员总的来说是委任的而不是“选任”的，他们只须对上负责而无须对下负责。从上往下看，一个官员只要听话，“私德”有些缺陷，只不过是“小节”而已，更重要的是，这反而便于控制他。
但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是，经过20多年改革开放，中国的公民社会已经开始形成，公共舆论的空间也在不断扩大，其影响力在刚刚过去的非典危机和收容遣送制度的改革中，已经得到了充分展示。虽然《南京日报》的那篇评论员文章言之凿凿，但“改进作风到底是真改还是假改”，南京市民有理由打一个大大的问号。袒护几个声名狼藉的官员，牺牲的却是整个政府的公信力，孰轻孰重？值得有关方面认真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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