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所说自传性文学取宽泛意义，既包括较纯粹的文学自传，也包括具有自传成分和亲历因素的作品。总体而言，它们都属于从个人经历出发，重在个体经验与切身感受的创作。这类自传性文学所以值得注意，不仅因为是新时期文学重要构成，更因为其创作观念的变化显示了新时期文学一个具有重要意义的演变。它体现了文学与时代的密切关系，同时说明在自由独立的创作状态中，得以充分张扬的主体意识必然会导致非常个体化的文学选择。
这种自传性文学的观念变化要从上个世纪90年代文学谈起。它是个根本参照。众所周知，关于90年代文学有个流行定位：个人化写作的时代。“个人化”是何等写作众说纷纭，至今未有统一，不过有两种看法最具代表性：其一，认为90年代以前总有个创作中心或文学主潮，如“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寻根文学”、“现代派文学”和“新写实文学”，就显示了文学整体的阶段变化。90年代文学则没有中心或主流，至少不很突出，更多是“各说各话”。其二，认为“个人化写作”的存在，是因为90年代出现了很多重在抒写作者个人经历、体验、感受和想象的作品，创作的自传特征和个人化现象相当突出。应该说这两种看法都不无道理。实际上它们是互补性的解释。
由此，有个问题就非常耐人寻味：90年代以前的新时期文学，包括某些创作主潮中，也有不少自传性很强的作品，也是从个人的经历、体验、感受和想象来描述生活，为什么从不说它们是“个人化写作”？有些题材创作，抒写个人经历和感受的作品还特别多。知青文学如史铁生的《我的遥远的清平湾》、韩少功的《西望茅草地》、叶辛的《蹉跎岁月》、老鬼的《血色黄昏》和竹林的《生活的路》，“反右文学”如戴厚英的《人啊，人！》，大墙文学如从维熙的《北国草》、《风泪眼》和张贤亮的《绿化树》、《男人的一半是女人》等，便是如此。梁晓声的《从复旦到北影》、《京华闻见录》、《父亲》和《黑纽扣》等，则更具自传特征。此外，留学生文学如查建英的《到美国去！到美国去！》、王毅捷的《信从彼岸来》和孙玫的《漂泊伦敦》等，也是自传性纪实小说。自传或亲历性的散文同样很多，如有巴金的《怀念萧珊》、杨绛的《干校六记》、丁玲的《“牛棚”小品》、陶斯亮的《一封终于发出的信》、毛岸青与邵华的《我爱韶山的红杜鹃》等等一批作品。此外还有大量自传性的文学回忆录。
对于上述自传性或亲历性明显的作品，为什么从来不把它们视为“个人化”文学，反倒认为是充分“社会化”的作品？这显然不是概念或术语的运用问题。其深层内涵就是创作观念所在。它们与90年代自传性文学的根本差异在于：前者重在“为社会代言”、“为公众代言”甚至“为革命代言”，因而非常注意传达社会化思想和群体化情绪，看重社会的认可和群体的接受。而后者则是作者自我意识强烈的“个人言说”，重在表现个人思想和个体情绪，不仅不顾忌流行的价值标准反带有叛逆性。两种创作观念显然根本不同。不妨举例说明。
典型者莫过于张贤亮的《绿化树》和《男人的一半是女人》。照说，自传特征突出的它们应是很“个人化”的，其实不然。因为作者主要意图不是写个人命运，而是为了证明“一代知识分子的苦难历程”。主人公“最终变成一个马克思主义信仰者”的“思想改造”，完全为了表达一种社会化看法。当时这类带有自传性的作品，由个人经历而揭示极左运动和封建专制带来的苦难时，都是立足“为社会代言”，都重在表现社会化情绪，而且动辄和“民族命运”联系。即使从维熙90年代初出版的自传体小说《走向混沌》，也是如此。正如作者在该书代序中所说：“这沧桑的历史血痕，不属于我个人，而属于一代立志报效民族，却为此而承受炼狱折磨的知识分子。”而众多知青文学作品，或控诉极左危害，或表现“青春无悔”，或怀念淳朴乡情，更多也是表现社会化意识。当时的留学生文学，都异口同声地诉说着“边缘人”的文化痛苦，而这不仅是当时社会的热门话题，并且还是一种流行看法。
“为社会代言”或说从群体意识出发的创作观念，自有其长处。它们毕竟与社会公众结合得更紧密，毕竟更能反映重大社会变化和时代风云，也更能传达大众化感受。但问题也明显。最突出的就是容易淡化甚至丧失创作个性。因为总想迎合社会推崇的道德规范和思想尺度，总要考虑大众群体的流行观念，自觉不自觉形成“先入为主”的束缚。这就难以充分体现作者个人心声，甚至导致有意掩饰灵魂深处的真正感受。当自传性变成公众化，当都是为了塑造完满的“公众人物”而非复杂的个体形象时，也就容易出现公式化现象和美化意识。当时这类作品人物形象的脸谱化就比较普遍。如“忠良落难”、“好人受骗”以及老干部都是高风亮节的描写就比比皆是，成为非常流行的人物模式。
与此相较，90年代的个人化写作中，那些自传性作品则立足“个人言说”。其特征是：创作者完全从个人切身感受出发，而不论社会、公众和世俗的看法如何。直面人生的真诚坦率是其突出特点。女作家的创作尤其醒目。如陈染的《私人生活》、《与往事干杯》和《时光与牢笼》，林白的《一个人的战争》、《守望空心岁月》和海男的《坦言》等，都具有抛弃戒律吐露心声的鲜明特征。包括出道很早的著名作家张洁的长篇新作《无字》，也以难得的真诚与勇气讲述了很个人化的生命经历。但值得注意的是，她们的“个人言说”尽管很个人化甚至“私人化”，却并非与社会无涉。实际上，她们是以现代知识女性的个体视野和自我感受，大胆表露了现代女性的困惑和心声，对传统道德和男权主义进行了挑战。她们的文本都带有敏锐的女性感受，从而能更细致贴切地揭示人性的丰富与复杂。
评价更困难的是更年轻的个人化作家。如被称为“新新人类”和“七十年代后”的创作群体。所谓“另类写作”多在其间。而“问题少年”写作，如韩寒的《三重门》和春树的《北京娃娃》这种所谓“残酷自白”，当然也值得关注。对这类所谓“讲述隐私”的作品，我觉得应该把握两点：一是无须避讳。它们已经是文学事实，回避只是自欺欺人；二是客观评价。用鲁迅先生的话就是“好处说好，坏处说坏”。比如满族青年女诗人娜夜在其诗集《冰唇》封面上印上《我用口红吻你》一诗，这种做法确实“另类”，但很多读者却欣赏其心态坦诚，以为可贵。对此，我们需要辩证分析。不是说“坦诚”就什么都可以写，但文学确实需要真诚。有人谈起这类作品，不加分析统统斥责为“美女写作”、“展示欲望”、“出卖隐私”和“身体写作”，显然片面简单。这类创作是需要改进。比如“私人化”容易导致耽于自我、视野狭隘和情绪浮躁，“个人言说”甚或“残酷自白”也需注意道德底线，艺术表现不能粗糙随意而要有所讲究，这些都是需要重视的。但研究者也不能因为有这些不足就一棍子打死。况且“个人化写作”本来就良莠混杂，文本表现多种多样，是非常复杂的文学现象。
20世纪50年代美国文学曾出现“垮掉的一代”创作现象。《在路上》、《嚎叫》等代表作曾轰动一时。提起这类创作，人们就将它们与放荡、颓废、流浪、同性恋、纵欲、吸毒、酗酒等字眼联系一体。当时美国正统的文学评论家对此批评甚烈，除指责其道德倾向，还认为这类自发性写作没有艺术价值，对美国文学没有贡献。然而尘埃落定后，人们的评论就逐渐客观。既批评其不足，也肯定了其反叛社会化繁文缛节和僵化的清规戒律的价值。更重要的是，批评家们开始追究深层原因：“垮掉的一代”的文学创作，为什么会“影响了整整一代美国青年”？由此生发出很多话题，开始了视野更广阔、思索更深入的探讨。对《在路上》的作者杰克·凯鲁亚克（他其实熟悉不少经典作家作品）等作家的创作价值，也有更冷静的分析。我以为，关于“垮掉的一代”这种研究变化很值得我们注意。事实上，它对我们今天研究“讲述隐私”或“残酷自白”之类的创作是有借鉴意义的。我们确实不能简单地看待复杂的文学现象，确实需要冷静的分析和多角度的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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