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的古籍整理和研究有着良好的传统，即使是学术普遍荒芜的“文革”时期，古籍界仍不乏骄人的成绩，新时期以来的古籍整理和研究更是一片兴旺繁荣。但是，面对日益发达的网络资源，越来越多的古籍材料、词典工具书等都被电子网络化，一些原来最吃功夫的索引引得、资料汇编、注释补辑等工作，可以部分甚至全部由电脑来替代，学者单纯从事此类工作的学术意义因此大打折扣。这对古籍研究提出了新的课题和挑战，即古籍界应该如何面对资讯网络？
笔者以为，作为当代学者，拥有优越的电子文字资源却不知利用，就像有了收割机你还偏要使用镰刀一样（无条件者除外），难免有“笨”的嫌疑。但不管科技再发达，网络资源再丰富，电脑也不可能代替人去阅读思考，如果全然依靠电脑而不知学者的真生命在于思考辨正，即去伪存真、去粗存精，归纳现象、总结规律等，那不仅是另外一种形式的“笨”，而且可以叫做“懒”了，既笨且懒者更可悲，因为他连勤能补拙的机会都没有了。
令人难堪的是，学术圈“人脑电脑化”的现象却屡见不鲜，造成了不少学术上的虚假繁荣。我买过一本近年出版的笺注唐代诗人韩诗集的著作，著者多注韩诗中典故的出处和原文，除此之外，鲜有对文本的解释分析，让你觉得，著者除了代你查了词典外（对于词典上找不到解释的疑点，著者也往往藏拙不注），并没有做出什么有价值的学术贡献，而这一切，本可借助电脑轻松完成。至于那些只加撮抄、收录不加鉴别的资料汇编，只做横排简体不做校勘的古籍整理，除了标点之外，实在难以从中窥见学者的才识。然而，当一个学人没有了自己的思想，他所从事的大半甚或全部工作都可由电脑又快又准的完成，那么作为学人的“人”的一面又何在呢？人脑岂不可以被电脑取代了吗？
不无讽刺的是，某些“人脑的电脑化”是有意而为之的。由于学术界缺乏规范公正的评价机制，衡量一个学者学术成就大小时往往执行量化标准，这就让一些学者可以利用电脑的方便拼命制造垃圾作品，一年可以有好几部著作问世，“剪刀加浆糊”的手段早已落伍，现在只需按几下键盘，动几下鼠标，就可“多快好省”地完成网络资源的拷贝组合，实现学术上的“大跃进”。
然而，学人真正的学术生命决非电脑可以替代，在没有化为网络资源和已经化为网络资源的历史材料里，到处有矛盾和虚假存在，一味地相信电脑、利用电脑，却也可能为电脑所误。我在利用《四库全书》电子版时，从《蜀中广记》中钩沉出北宋名臣晁迥的一首佚诗，但经过仔细比勘排查，才发现这首诗原系晁迥后人晁公的《题先主庙》，《蜀中广记》误；再如苏轼《新城道中》（其二），宋末方回和清查慎行均认为系晁端友所作，若仅根据《四库全书》，而不去翻阅冯应榴《苏文忠公诗合注》、吴骞《拜经楼诗话》的话，就很容易以讹传讹地认为此诗非苏轼所作。对于傅璇琮等先生主编的《全宋诗》这样一部空前的断代诗歌总集，不少学者撰文予以补佚订正，有些文章颇有价值。但也有不少学者未经精心的学术辨正，仅机械地利用《四库全书》中的材料，就写出源源不断的补佚文章，以致闹出不少笑话：如关于苏轼诗歌的补正，孔凡礼先生整理苏轼诗集时有所误收，他在《全宋诗》中予以订正，但有些文章却又将孔先生的订正改了回去；另有一篇对《全宋诗》进行补佚的文章，所补诗歌竟无一首是宋诗。这些现象，难道不值得学术界深思吗？
有人以为，像钱锺书《管锥编》那样集渊博之大观、尽记忆与搜集之能事的著作，将会在这个知识网络化的时代失去生存的空间。然而，电脑网络的知识再丰富，只要没能圆融在人脑中，都不能算是自己的。钱先生《管锥编》里到处有珠玉般闪光的发现，那绝不是单纯的知识罗列可以比拟的。面对网络上浩瀚的资源，掉进知识汪洋里的学人很容易感到迷茫和灰心，其实这种情绪古人已有，《庄子·养生主》云：“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以有涯随无涯，殆已。”今天的学术人也应该明白，无论是谁，都不可能穷尽知识，人的一生，最重要的不是贪多求全，自炫知识的数量，而是将掌握到的有限知识融会贯通，转化为人生智慧，如此才能够“源有活水”，焕发出独特的学术生命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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