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泓虽然是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主任，然而在1998年以前相当长的时间里，他的主要精力却无法集中在考古上——面对没有学生报考以及教师队伍大量外流的考古专业，他不得不绞尽脑汁地“救亡图存”。当时，我国冰川冻土、地质古生物学、动物学、昆虫分类学、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学等学科也遭遇了类似的“濒危”之难。前不久，朱泓在哈尔滨见到了夕日与他同病相怜的“难兄难弟”。在互通信息之后，朱泓的心情变得欣慰而兴奋。请看——
上世纪90年代初，考古学在不知不觉中步入学科的冬天，吉林大学的考古学研究也落入历史的低潮。因为“没有经济效益”等原因，考古失去了人们的重视，不仅没钱购置资料与基本设备，生源也面临危机。1998年以前，吉大考古系录取的学生80％～90％都并非自愿报考考古专业，而是被老师“调剂”到这里。这样调剂来的学生当然很难在专业上稳定。
就在这时，由国家财政每年专项拨款6千万元设立的国家基础科学人才培养基金诞生了。国家基础科学人才培养基金特殊学科点人才培养计划于“九五”期间开始实施，主要针对当时后继乏人、学科建设面临危机的濒危学科，五年共资助200万元项目经费，以科学研究带动高层次专门人才的培养。
乘上该项资助的东风，吉林大学在“自然科学方法在考古学中的应用”方面取得了显著的成绩，并成功地开发出不少新的学科生长点。他们创办了我国考古界第一个古代DNA专业实验室，开展了田野考古区域性调查新技术方面的野外实践工作，在体质人类学和环境考古学方面拓宽了研究领域，此外还尝试利用计算机三维技术进行古人骨颅像复原，引起了学术界及公众的广泛关注。随着学科建设与社会需求进入良性发展循环，吉大考古学科的生源多了，质量好了，从事教学和科研的人才梯队也步入高层次和复合型的新阶段。
用中科院寒区旱区环境与工程研究所张耀南的话来说，冰川冻土学科研究具有高度的艰苦性和特殊性。因此，我国至今还没有一所大学开设冰川冻土专业，而且长期以来没有专门的教科书。长期的“营养不良”导致这一学科人才结构不合理及人才断代，而中国广袤的西部和北部地区却急需冰川冻土学科的快速发展，对高水平专业人才和师资队伍有着强烈需求。
1998年，国家基础科学人才培养基金资助了中科院兰州寒区旱区环境与工程研究所的冰川冻土学科。该项目的执行，使一批本计划调出的专业人才和研究骨干得以保留，还促成了数人回国参加“百人计划”和担任高访学者；吸引了一批在校学子报考冰川冻土专业的研究生和博士生。
最近，该学科还自豪地宣布：在解决人才储备的前提下，他们正在将分散的、重复的、小型化的研究队伍朝“西部大开发科学联合舰队”转向，将以院士为指导，3－5名帅才为核心，20名左右创新将才为骨干形成创新团队。
我国昆虫分类学研究起步较晚，基础薄弱，但植物检疫工作需要它，害虫防治需要它，生物多样性保护和环境保护也需要它。我国昆虫分类学界不断被要求拿出更多关于中国昆虫区系的研究成果，并提供中国昆虫的“家底”。因此，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九五”期间资助了南开大学的昆虫分类学科，以加强该学科点人才的培养和人才凝聚力。这一项目的实施，大大充实了相关研究力量，培养了几十名昆虫学方面的博士生和硕士生。对此项工作有较多调查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调研员谢焕瑛这样评价这支队伍：他们在业务上既能胜任昆虫分类学研究中的高层次工作，又具备宏观和微观的研究技能，能主持或指导有关研究课题或具备相关潜在能力，将成为21世纪我国昆虫系统分类研究的骨干力量。
中科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的前身是原中国农商部地质调查所新生代研究室，创建于1929年。经历了上世纪80、90年代的“濒危”之痛和国家基础科学人才培养基金的及时扶持，这个所的科学家都格外珍惜眼下欣欣向荣的创新氛围与人才团队。现在，该所的科研成果显示出一个突出特点，即青年研究人员完成的项目多，证明了一批年轻学者正在迅速成长。现在，他们已基本达到“科技队伍平均年龄不超过45岁，45岁以下研究员占50％以上”的创新队伍结构要求。
在国家基础科学人才培养基金的支持下，中科院南京古生物所扭转了人才外流的态势。现在他们的注意力已转向人才的新陈代谢问题。为此，他们正在加大对科普的投入，因为他们懂得，没有广泛的科普，就没有广大青少年对古生物的关注与热情，因而也将影响这一学科的后备军的质量与规模。
同样是出于长远战略的考虑，中科院动物所计划在未来的3－5年内建设一座向公众开放的动物博物馆。该博物馆将把全天域电影放映系统、多媒体放映系统、有线电视系统、3C幻象剧场、虚拟真实系统等高科技视听手段应用于展示。建成后的博物馆将充分发挥该所集科学研究与丰富的标本收藏为一体的优势，将在普及科学知识，传播先进文化，弘扬科学精神，倡导科学思维和行为等方面，成为我国现代科学文明与创新文化的重要源泉和基地——其实，这一充满社会关怀的举措又何尝不是动物所培养后备力量，壮大学科后劲的“自助”之举呢。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