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一个庞然大物逐渐浮出水面，正在建设中的国家大剧院一天天显露出它的风姿。坐落于北京长安街、位于人民大会堂西侧的国家大剧院将于2004年底竣工，届时，中国就有了代表国家形象的最高艺术殿堂。对于这个不久将服务于大众、服务于艺术的大剧院，广大观众怀着美好的愿望，希望它能够改变目前存在的剧场管理中不尽如人意的方面，做到一流的艺术与一流的管理完美结合，成为中国人民的骄傲。
为此，我们请到了IBM中国公司大学联络部经理郭维德、大提琴演奏家李鹿、音乐评论家杨大林，他们代表广大观众说出了由衷的期望。
国家大剧院是国家形象的代表，要造成“尊重艺术、尊重艺术家、尊重观众”的氛围
主持人：虽然距国家大剧院正式演出还有一段时间，但是，它的建设已到中后期，而且运营也即将开始，广大观众对它的预期在此时提出确实已经不早了，不然就有被忽略的危险。
郭维德：建设国家大剧院是国家的重大决策，对于提高我国的国际影响力是有重要意义的。人们到一个国家旅游，一个主要目的就是要看标志性、象征性建筑，还希望能享受到良好的服务，大剧院应在这两方面有吸引力。外表设计新颖、建筑壮丽辉煌，这些都不难达到，但真正有口碑还在于管理、运营，这是要下很大功夫的。
杨大林：首先管理人员应有相当的素质，主要人员要很懂艺术，一般人员至少要热爱艺术。国外艺术团体来华演出时，我们常常看到最后上台献花的人脸上毫无表情，把花篮一搁就走。其实献花的不一定是年轻姑娘，哪怕年纪大点，长得不漂亮也没关系，关键是要热爱艺术和艺术家。这些看上去是小事，但却表现了文化素养，希望国家大剧院别露这种怯。
李鹿：国家大剧院的管理人员艺术素养要很高，要对音乐、话剧、舞蹈等表演艺术有鉴赏力，要有一个非常懂行的班子进行运作，还要有包括各表演艺术门类专家在内的艺术委员会进行指导。
郭维德：大剧院起码要做到“三尊重”——尊重艺术、尊重艺术家、尊重观众。我们目前远远没达到国际上约定俗成的剧场环境。这说起来容易，做到不容易，责任心差一点，就会出事。
李鹿：作为一个演奏员，我感到我们现有的剧院设施对艺术家还缺乏足够的尊重。比如在后台常常很不方便，有的剧场演员换衣服男女一屋，还要自己带杯子带水。规范的管理应该男女各有带卫生间的更衣室，演员有放衣服的柜子，主要演员还应有单独的休息室、琴房等。后台也应有服务员给演员送咖啡、送茶，我们可以付费。这些问题希望将来的国家大剧院不会出现。
郭维德：美国卡内基音乐厅一点儿也不豪华，门前连停车场都没有，但只要华灯初上，大家就被吸引来了，因为它有很好的艺术和规范的管理。它在演出内容上也不保守，曾经最早引进了爵士乐，高屋建瓴，吸引观众，而不是迎合世俗风尚，追求简单意义上的票房价值。因此卡内基音乐厅成了圣殿，它对全世界的吸引力也就不在话下了。
李鹿：雅典有一个2000多年历史的大剧场叫艾比达夫洛斯，为了保护古迹，每年只有5场演出，人们来这里不完全为了听歌剧，也想看看这个古老的剧场。国家大剧院是一个设计十分前卫新颖的标志性文化建筑，管理要十分专业，因为它是代表中国与世界打交道。
主持人：现在看演出，经常碰到不愉快的事情，大家说了多年，好规矩却总立不起来。但愿国家大剧院能带个好头。
郭维德：大剧院应该是一个社会教育的场所。听众是流动的、变化的，教育不能一劳永逸，不能指望通过一次广播，一次印节目单，服务员告诉一次就奏效。凡事不能光规定，要讲道理，要告诉观众为什么不能带小孩，为什么不能在演出进行中照相，为什么不能带饮料进剧场，为什么不应在乐章之间鼓掌……因为上述行为构成一种不尊重，破坏了演出水平的体现，构成了对艺术、艺术家和其他文化消费者的侵犯。
杨大林：正规的剧场和音乐厅，晚到的人在乐章进行中是不许进场的，必须等到乐章之间和幕间才能进，但我们的多数剧场是随到随进。还有不应该鼓掌的时候乱鼓，比如乐章之间就不应鼓；该鼓的时候又不鼓了，比如歌剧每幕之间，还有指挥几次返场应该一直不停地鼓掌，而此时掌声却稀稀拉拉。另外，有的观众比艺术家走得还快，显得很不礼貌。大剧院应有意识地长期培养观众。
李鹿：在雅典歌剧院，如果今天演出歌剧《茶花女》，剧院就做一个小展览，把当年卡拉斯演出这部歌剧时曾经穿过的演出服、历次演出的舞台模型、故事梗概等展示给观众，使人们对欣赏的作品有一个事先的了解。我们可以借鉴这种做法，观众就不至于在不适当的时候鼓掌了。
杨大林：有的观众穿得很不像样就到剧院来了，我认为剧院对此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要教育，要让大家懂得，即使不必像国外看演出那样着盛装，也应是正式服装。
郭维德：教育也要讲究艺术。费城管弦乐团节目单上印有一幅延续了几十年的漫画，画的是一个穿戴讲究的妇人，在音乐会进行中“叭哒”一声打开手包，周围的观众以至于台上的指挥都听到声音回过头来看她。这种教育方式就比生硬的告知要好得多。剧院要事事处处想到维护艺术创造者和艺术欣赏者的尊严，这样人家才把你看成精神文明的圣殿。
李鹿：我和同事们聊天时，大家都觉得我们的剧场离人性化服务还有较大距离。比如新装修的保利剧院，不许这样，不许那样，如果剧场内不许打手机，索性做成屏蔽；如果不让小孩进剧场，就应该设一个小孩玩的地方，这样，再有人在不知道的情况下带孩子来了，就不至于吵得脸红脖子粗。有时穿得漂漂亮亮去看演出，结果生一肚子气。
郭维德：现在看演出有诸多不方便，其实做好并不难，就看你是不是想做到“三尊重”。比如停车位，人家买了票，就应该保证有地方停车，而不应该先来的有，后来的就没有了。对于多数不开车的观众，剧院应提供公共交通工具，可以收点费。世纪剧院曾经提供免费大巴到地铁口，很受欢迎。现在生活节奏加快，人们下班匆匆赶到剧场，吃饭就成了问题。在剧院里应该可以买到三明治、汉堡包等让人充饥的食品。我还建议以后演出改在晚8：00开始，这样吃晚饭的问题就解决了。
李鹿：从前苏联到现在的俄罗斯，人们欣赏艺术的传统和剧场服务始终不变。在那里看演出真是享受，大衣和套鞋都可以存，女卫生间里有很大的化妆场所，有梳子、纸巾、大台子、沙发，一切都与艺术圣殿相匹配。建议国家大剧院存包地方不能离剧场太远，而且不应收费。保安、服务员要有礼貌，有耐心。
在加拿大多伦多的音乐厅，门前都有斜坡，服务员可以把残疾人和老人一直推进去，而且他们还可以坐在轮椅上听音乐。
杨大林：安检也是个问题。现在的安检让人有受侮辱的感觉，大家怨声载道，非常扫兴。不知国家大剧院有没有包厢，如果有国家元首来，最好直接进包厢。
郭维德：现在演出后观众要到后台与艺术家见面交流真是难上加难。全世界的音乐厅歌剧院都把此作为整个演出的一项内容，艺术家也有这种愿望。但现在我们的剧院后台森严，保安粗暴，人们无法接近艺术家。在美国卡内基音乐厅和大都会歌剧院，如果你想在演出后到后台交流，可以事先登记名字和你想见的艺术家，演出后你排队等待，念到你的名字就可以进去了。我与许多音乐大师朋友都是这样认识的。费城管弦乐团的经理曾对我说，我应教教中国的剧院如何在音乐会后组织观众与艺术家交流。在北京，我曾经看见一个观众带着学钢琴的孩子想请钢琴家签个字，苦苦在风中等待了半天，却没见成。
李鹿：艺术家演出后很兴奋，希望观众到后台向他们祝贺，但要组织好。我在雅典看完歌剧到后台，看到船王也在排队等着与歌唱家见面。
主持人：我们现在有两个门槛过高，一是剧场对剧团要的场租过高，剧团演不起；二是票价过高，观众买不起。现在许多人担心国家大剧院会沿袭这种态势，甚至变本加厉。
杨大林：不能因为是国家大剧院就把场租定得高高的，那样许多需要扶持的艺术和艺术家就进不来了。有一部电影叫《来自心灵的音乐》，是根据真人真事改编的，著名的卡内基音乐厅请一个中学音乐老师和她的学生与斯特恩、帕尔曼这些一流的著名大师同台演出。如果音乐厅要那么高的场租，他们能进来吗？
郭维德：现有票价没有与大众文化消费水平接轨。文化有教育意义，高票价易形成恶性循环，对艺术是伤害，对演出者、创作者和消费者都是伤害。并不是说好的艺术就必须是高票价，国家大剧院要考虑消费者的能力。
李鹿：票价应该拉开，低价票范围应加大。剧院可以从别处赚钱，比如开发旅游品、白天向旅游者开放收取门票等等。另外，在国外，节目单一般是两种，一种是比较豪华的，一种是简单的，可以自取。我们现在节目单动辄50元上百元。
杨大林：还应该像国外许多大剧院一样提供便宜的站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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