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载人航天事业是怎样起步的

记者：从一开始您就主管载人航天工程这件事情。请您给我们谈谈当初的情况。

沈：中国载人航天事业最早有个“曙光”计划，概念性研究和前期方案论证都做过，因为当时的条件还不是很具备，周总理就说，我们先把地上的事情搞好。这件事就暂时停了下来。到了20世纪80年代中期，载人航天列入了“863计划”当中。

记者：我们在1999年打第一发“神舟”飞船，其实在当时好多技术工作还没有做完。

沈：我们在最早向中央专委报告的时候，就有这样一个目标：“争八保九”，争取在1998年、保证在1999年第一艘飞船上天。1997年下半年，我们就发现整个工程的进度大概差了有一年多时间。在这种情况下怎么办？我就建议造一艘试验船，第一，飞船在原来电性试验船的基础上改进，对主要的系统进行试验考核，保证试验系统可靠运行，安全回收。第二，凡是要上的系统、产品要全部按正样验收。当时提出这个方案后，他们反映可能推进系统进度还存在问题。推进舱是上海航天局搞的。1997年12月30号，我们到上海去做调研，到各个研究所看了一下，跟他们谈这件事。和院所的领导、专家反复研究讨论，统一了思想，得到了他们的支持，一致认为，经过努力，拼一拼，可以赶上进度。从上海回来后就开会定下了1999年发射试验飞船这个近期目标。从那以后大家基本上就没有假日了，过年过节都在加班，确保这个“九”。

记者：下这个决心就意味着冒很大的风险，您怎么想？

沈：风险确实很大。我20多天都在发射场盯着，就是害怕出现意外。因为飞船火箭都是新的，而且飞船是在电性船的基础上改造的。就是正式的飞船要打，也会有很大的风险。我那时想，第一发如果成功，对整个载人航天工程的顺利进展会打下一个很好的基础；打试验飞船的建议是我提出来的，本来就有争议，如果有什么闪失，说句心里话，真是无颜见江东父老。在发射场20多天，我的体重下降了8斤！睡也睡不好，吃也吃不下，压力很大。

记者：发射前您是怎样一种心情？

沈：担心当然也是有的，但是对整个工程的进展、对产品状况还是很有数的。因为我们的整个管理过程都比较严，不是蛮干。说实话，这个时候大家有这样那样的担心都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你要仔细分析一下，这种担心是不是成立？不是说百分之百，百分之几的可能性还是有。但这个可能性不是很大，如果有影响成败的问题和疑点，就一定要解决。如果是因为偶然因素出现问题，这种事情任何时候都是难免的。作为一个指挥员，如果因此而犹豫，那就永远都没法下决心！科学试验，目的就是千方百计力争成功。

记者：工程进行到现在，也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不知您有什么样的感想？

沈：我觉得这项工程的启动，第一，是中央的正确决策。没有中央的决策，就没有今天，就没有我们的载人航天工程。第二，我们搞了几十年的航天，还是有一定的基础。我们这套系统完全是在我们独立自主的状况下，自己干出来的，有人才、有技术、有经验！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条件。第三，中国载人航天工程的管理模式非常成功。中央同意成立了工程办公室，对工程总体、科研、基础建设、技术改革、经费等实行统一管理，统一调配，这是一个很成功的经验。第四，我们整个工程的管理是完全按照系统工程管理办法实施的科学管理。我们的软件是最早实行软件工程化管理的，以前很不完整，这次做得很好。第五，最重要的一点，是我们培养了一批有知识、有经验的技术人员，更重要的是他们有拼搏精神。这个我感触是很深的，我们的同志们基本上都没有什么节假日。我跟大家说，我们只有星期七，没有星期天，大家都在加班。我们的载人航天工程搞到今天非常不容易。在一个经济基础比较落后的条件下，来搞目前世界上最先进的科学，这就是一个很大的题目。做好这个题目非常关键，而我们就是在做这个题目！这就是我们整个载人航天工程面对和解决的问题！

记者：您这一生当中，让您感到最困难、最难忘的是什么？

沈：最困难的是第一发——“神舟”一号。那时我面临压力最大、风险最大、感受最深，也是最重要的一次发射。第一发完了之后，打下了一个很好的基础，后面就是在这个基础上怎么改进、完善的问题。整个工程通过第一发，方案的正确性基本上得到了考验。所以应该这样说，经历了最大的风险和困难，也获得了最大的胜利和喜悦。

记者：作为工程的领导者，您怎么看那些对工程的反对意见？

沈：我觉得这个很自然。任何事情都应该有不同的意见，各自有各自的想法，这很正常。我始终认为科学技术上的问题就应该这样，有争论才会有结果。而且有些问题通过争论，可能更有利于科学的决策。有不同的意见不怕，但作为领导者，就要善于听取各方的意见，有一个科学的决断，而不能让别人左右了你。包括在发射前有时会出些难题，提些问题，也是觉得不放心，说一说，你为什么不让人家说？而且通过争论，就能从中发现一些真理，更有利于正确的决策。这是一种技术民主的气氛，不论好坏，技术的争论永远都没有敌对的双方。肖像作者：郭红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