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名苞，1942年8月出生，江西兴国人，1966年大学毕业，长期从事科研管理工作。现任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主任。
记者：“863计划”启动时您就参与工作了？
谢：是的。“863计划”不同于别的科研项目，这是一项规模很大的探索性工程，分为七大领域，其中的一个领域就是航天计划领域。载人航天的初期探索是“863计划”航天领域的一个项目。
记者：这么大的工程，计划安排从何着手呢？
谢：“863计划”一开始与国家科委一起，先在全国范围内展开调研，优选题目。然后召集各方面的专家、学者来讨论、研究，做概念性论证聚焦课题。这是最初期的工作，往后再召集航天、航空、舰船、电子、科学院等部门深入讨论，跟财政部、计委等综合部门组成的协调组，确定经费，将课题和经费再全部交给专家委员会管理。“863计划”实行专家直接管理的方式。新的项目，新的管理模式，参加的单位又非常多，像航天集团、科学院、信息产业部、电子科技集团的厂所及院校等单位，大约有110多个。协作配套的单位约有3000多家。
记者：从1999年开始，您就专门负责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这么多协作单位，要策划、组织好，一定有很多困难。
谢：1999年，我到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接手这项工作，我感到同过去的工作有很大的区别，就是载人航天工程是一项有许多特殊要求的工程，实行专项管理模式。面对具体问题，工程中每个细节的质量和对技术问题解决的彻底程度远比一般工程要求高得多，细腻得多。一开始我们就注意到了这个特点，并为之花费了巨大精力，可能正是因为这样，工程才会进行得这么顺利，工程的各个环节才会衔接的这么好。
记者：接手管理这项庞大而又复杂的工程，可能有的地方照顾不到，就会引起致命的问题，您有没有很担心？
谢：一开始没考虑那么多。但是我刚到任就碰到了一个难题，那是执行“神舟”一号飞船发射的时候。我当时是跟着飞船专列一起进发射场的，同技术人员交谈中了解到，因为时间紧，一些飞行软件、测试软件实际上还没有按要求完成，没落焊就进场了，到发射场再做试验来完善。我当时心里不踏实，就问，以前发射卫星时软件要求到什么程度才能够进场？技术人员说，以前发射卫星，都是软件落焊之后，还要做好多次模拟飞行试验，没问题才可以进场，还从来没有软件不落焊就进场的情况。我听了后就更担心了。这种不按程序的做法，虽然是客观因素造成的，也是在冒险，发射场的工作流程已经排定了，但是飞船软件还没有最后敲定。
记者：后期测试只能拿到发射场来做。
谢：是的。我当时跟飞船系统的领导、跟技术人员谈这个问题：这样做技术上有没有把握？他们觉得进场前做试验的时候也很严格，走下来应该没什么问题。所以“神舟”一号就这样提心吊胆地走下来了。实际上那时候大家对软件工程化的工作还没有引起特别的重视。我们的软件是在经过了两次飞行试验之后，才真正高度重视起来，强调软件工程化，走上了一条正规化道路。
记者：现在大家的质量意识非常强。
谢：质量问题对工程非常关键。对质量有了把握，对软件有了把握，对整个工程才会有把握。载人航天的质量意识，我们是在工程的进展中一点一滴积累起来的，这确实是个非常艰难的过程。“神舟”三号飞船刚进场不久，发现一个插座个别点有不导通的现象，深入追查引发了更大的事情，飞船上七十多个同型号的插座都得更换。飞船上操作本来就很麻烦，仪器很多，船舱里布满了导线。七十多个插座一个个换下来，比重新生产都费劲。那次我们下了很大的决心，推迟发射，彻底解决。试验队刚刚进场又撤场了。
记者：那次撤场可能对整个试验队伍来说，是一次很大的震撼。
谢：一开始试验队都不想撤，有人来找我，说这个问题在发射场就可以解决，用不着回到北京去。当时大家压力很大，有的同志甚至哭了。这对技术人员来说是很难的，进场前做了大量的工作，费了很大的功夫，千辛万苦生产出来的产品，结果发生了这样的事。说实话，搞了几十年卫星，还从来没有撤过场，有什么问题都在发射场解决。单单碰到飞船，发生了这样的事。
记者：这个问题在发射场到底能不能就解决？
谢：也可以，但是不彻底。当时有一条退路，就是这些插座的信号点都是双点双线备份，有个别的点不导通，备份点是通的，简单的导通测试发现不了，信号也是通的。但我们觉得这个问题对严格质量管理很有代表性。我们一贯的原则是飞船不带问题上天，如果这一次姑息，可能以后的质量关也很难把得住，还会出现类似的、甚至是更严重的问题。
记者：有点儿惩一儆百的意思。
谢：一次整顿，终生受益。召开撤场动员大会时，大家很难过。我在会上对大家讲，这次回去是退一步，进两步，不但对“神舟”三号，对以后的航天发射都会成为一个转折点，三个月后我们再回来时，大家就能体会到为什么要下决心撤场了。
记者：其实回北京也不光是为了解决插座这个具体问题。
谢：是想借这次机会，对整个队伍的思想、产品质量意识都做一次彻底的整顿，树立对载人航天工程的质量观念。那次回去后对所有接插件、产品，包括火箭在内，都做了一次彻底的复查，又发现和解决了许多问题，说明我们那时的质量关还把得不严。
记者：后来大家都很赞成那次撤场。
谢：后来再进场，直到两个月后发射，非常顺利，过程中基本没再出现什么问题。那次以后，大家形成了一个一致的看法：即便是飞船这样难度大、结构复杂的产品，只要把住每一道关口，也可以杜绝发生质量问题。成功要由质量来保证。这件事对飞船系统的震动非常大，撤场回去以后他们采取了一项措施，把全院的工资下调了10％，搞载人航天的人员工资下调15％，让大家都意识到，质量控制不严，是一件不得了的事。
记者：载人航天工程的确跟其他工程有很大的不同。经历了这几次发射，您最大的感触是什么？
谢：是我们的队伍。我们锻炼出了一批非常优秀的科技人员和科技管理人员，形成了一支非常好的科技队伍。我接触了很多单位和人员，感到从研制、生产、试验到发射，各系统总指挥、总师、各岗位工作人员都非常尽心尽力，责任心非常强，协同精神非常好。
记者：大家的合作关系非常好。
谢：各单位、研究院、所和各试验队，经过这几次实战的磨合之后，大家的合作非常好。我觉得这一点特别可贵，形成了一个搞载人航天事业的大集体。“神舟”一号发射成功以后，有人就说这种协作关系是过去从来没有过的。后来的几次飞行试验是一次比一次好，一次比一次成熟。有什么问题，不需要说啥，都是一起来解决，很快。在发射场是这样，在试验室也是这样，不管是多么大的问题，同舟共济；多么小的问题，也都会很认真、彻底地去解决。人物素描：郭红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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