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唐代七言古诗与歌行的关系，明清以来的诗论家一直持有不同的意见。一种说法认为二者同体，可以互相替代，如胡应麟《诗薮》云：“七言古诗，概曰歌行。”高《唐诗品汇》、沈德潜《唐诗别裁》、王士《古诗选》评选唐诗，将七言歌行全部归于七古，而不加以区别说明。明清诗话评论中，将七古与七言歌行相互代称，其例更是不胜枚举。另一种说法则强调二者在体格风貌上的差别，将七古与歌行视为不同的诗体，如吴讷《文章辨体序说》论云：“（唐代）有歌行、有古诗。歌行则放情长言，古诗则循守法度，故其句语格调亦不能同也。”徐师曾《文体明辨序说》复加阐发，说“乐府歌行，贵抑扬顿挫，古诗则优柔和平，循守法度，其体自不同也。”吴氏、徐氏因此在各自的著作中，于“七言古诗”之外另立“歌行”、“近体歌行”之目，以显示二者之间的区别。
这种分歧意见的出现并不奇怪。从形式上看，七古与七言歌行都是七言诗，又都不能算是七言律诗，故归为一体，目为七古，似亦理所当然。然而就各自诗体的源流、体式与风格而论，二者之间又存在着明显的差异。
首先，七言歌行出自古乐府，而七古则是七律产生之后别立的诗体，二者渊源不同。汉魏乐府有《长歌行》、《短歌行》、《燕歌行》、《齐歌行》、《艳歌行》、《怨歌行》、《伤歌行》、《悲歌行》、《鞠歌行》、《棹歌行》等，可以视为唐代歌行之祖。其中七言歌行，则是汉魏以来七言乐府歌诗自然的发展。清代吴乔《围炉诗话》尝云：“七言创于汉代，魏文帝有《燕歌行》，古诗有《东飞伯劳》，至梁末而大盛，亦有五七言杂用者，唐人歌行之祖也。”所谓古诗《东飞伯劳》，即《乐府诗集·杂曲歌辞》载录的《东飞伯劳歌》。故七言歌行出于汉魏、南朝乐府应无疑义。至于七言古诗，旧说它起于汉武帝时的《柏梁台诗》。然而《柏梁台诗》的作者有二十四人之多，每人一句，只能算是联句，算不得完整的七古。所以从诗体发生的角度说，二者不同源。
其次，就体式的主要特征而言，七古要求与七言律诗（包括七律、七排）划清界限。清王士《古诗平仄论》有云：“七言古自有平仄。若平韵到底者，断不可杂以律句。”七言古诗则有句脚多用三平调、句中不避孤平之类的讲究，这些都是对格律诗的反动。至于七言歌行，虽然初期部分作品在体式格调上颇与七古相似，然而在其演化过程中律化的现象却愈来愈严重。据王力《汉语诗律学》的统计，白居易《琵琶行》88句中律句与似律句共计53句，而《长恨歌》120句中律句与似律句占到百句之多。这种律化趋势的形成并非偶然，它是歌行体诗要求适宜歌唱而着意追求声韵和谐的结果。
其三，从文学风貌论，七古的典型风格是端正浑厚、庄重典雅，歌行的典型风格则是宛转流动、纵横多姿。《文章辨体序说》认为“七言古诗贵乎句语浑雄，格调苍古”，又说“放情长言曰歌”、“体如行书曰行”，二者风调互异。《诗薮》论七古亦云：“古诗窘于格调，近体束于声律，惟歌行大小短长，错综阖辟，素无定体，故极能发人才思。李、杜之才，不尽于古诗而尽于歌行。”则在七古、七律之外，因其风格的差异视七言歌行别为一体。《昭昧詹言》说“七言古之妙，朴、拙、琐、曲、硬、淡，缺一不可。总归于一字曰老”，又说“凡歌行，要曼不要警”。“曼”即情辞摇曳、流动不居；“警”即义理端庄、文辞老练。这些评论，都揭示了七言古诗与歌行在美感风格方面的不同。尽管在具体的诗歌创作中，以七古的笔法写歌行、以歌行的笔法写七古，一度成为时尚，然而在总体上仍不难看出二者之间的差异。举例来说，杜甫《寄韩谏议注》、卢仝《月蚀诗》、韩愈《谒衡岳庙遂宿岳寺题门楼》、李商隐《韩碑》等，只能是七言古诗；而王维《桃源行》、李白《梦游天姥吟留别》、白居易《长恨歌》、韦庄《秦妇吟》只能是七言歌行。二者之间的区别是明晰的。
唐代歌行的兴起，与当时音乐歌曲的繁盛以及唱诗之风的流行密切相关。据《旧唐书·音乐志》记载：唐代音乐门类众多，前朝遗曲尚有大量留存。单就宫中载录而言，南朝清乐“武太后之时，犹有六十三曲”，又有“周、隋以来，管弦杂曲将数百曲……其曲度皆时俗所知”。除了前代旧曲，又有少数民族（所谓南蛮、北狄、东夷、西戎）的乐曲。另外还有当朝人所创作的新曲，如唐玄宗李隆基曾“制新曲四十余，又新制乐谱”。
“又自开元以来，歌者杂用胡夷里巷之曲”。在这种音乐氛围里，歌曲之流行自然不难想象。以歌诗入唱词，见于记载者不胜枚举。《旧唐书·音乐志》载：太常寺“旧相传有宫、商、角、徵、羽《乐》五调歌词各一卷，……词多郑、卫，皆近代词人杂诗”。唐代不仅绝句可唱，律诗可唱，而且歌行亦可以歌唱。据《唐诗纪事》载：天宝末，唐玄宗尝登勤政楼，梨园弟子唱李峤《汾阴行》至“富贵荣华能几时”以下四句时，玄宗赞曰“（李）峤真才子也”！又据《旧唐书·元稹传》记载，元稹“尝为《长庆宫辞》数十百篇，京师竞相传唱”。又唐宣宗《吊白居易》诗云：“童子解吟《长恨》曲，胡儿能唱《琵琶》篇”。以上《汾阴行》、《长庆宫词》、《琵琶行》都是七言，这些是七言歌行可唱的明证。唐代七言歌行的繁荣，与唱诗风气的盛行不无关联。
唐人唱诗，可以分为有音乐的伴唱与徒歌两种。唐代常见伴唱的乐器除中土原有的琴、瑟、笙、箫之外，还有少数民族传入的琵琶、羌笛、胡笳、箜篌、羯鼓等，故唐诗中有琴歌、笙歌、胡笳曲、箜篌谣之名。然而唐人唱诗在当时更多的是徒歌，所谓醉歌、狂歌、击节而歌、浩歌伴舞、高歌唱和等，多属此类。有如下面的诗句：
李白《将进酒》：“与君歌一曲，请君为我倾耳听。”
杜甫《苏端薛复筵简薛华醉歌》：“座中薛复善醉歌，醉歌自作风格老。”
韩愈《八月十五夜赠张功曹》：“君歌且休听我歌，我歌今与君殊科！”
白居易《短歌行》：“为君举酒歌短歌！”
杜牧《池州送孟迟先辈》：“酌此一杯酒，与君狂且歌！”
薛逢《镊白曲》：“时列绿樽酣酒歌。”
这种唱诗不拘场景，即兴而发，自由自在，在形式上较具随意性。歌唱中可能套用某些流行的歌曲旋律，当歌词较长时，则将曲调循环往复，以适应需要。
在这种音乐艺术氛围中茁壮成长的七言歌行，便逐渐形成了自己特殊的体式与风采。七言歌行上承乐府诗即事抒情的传统，旁取格律诗玲珑精致的风姿，意脉流荡，波澜开合，曼词丽调，风情万种。所以七言歌行应是乐府与格律诗相结合的产物。风会所趋，使唐代诗人创作了大量的七言歌行作品。这些作品中，真正被之管弦、播于乐章的只是其中极少的部分，大量的还是作为诗篇流行于世。《文体明辨序说》论曰：“歌行有有声有词者，乐府所载诸歌是也；有有词无声者，后人所作诸歌是也。……故今不入乐府，而以近体歌行括之，使学者知其源之有自、而流之有别也。”大量的七言歌行未能用于实际的歌唱，因此只能算是一种“拟歌词”（或曰“准歌词”）。白居易《新乐府序》称新乐府诗“其体顺而肆，可以播于乐章歌曲也”，温庭筠《榜国子监》称进士所纳诗篇“声词激切，曲备风谣”，便指明了这些作品“拟歌词”的性质。至于他们在实际上能否用于歌唱，则是另一码事了。
总之，七言歌行创作的目的是拟歌词，其体性是由适于演唱的歌词所规定的。而七言古诗，则是一种主要提供案头阅读的诗体。因此从文学风格的意义上说，二者具有差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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