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燕乐新说》刘崇德著黄山书社 
隋唐燕乐是我国古代音乐史上的一座巍然高峰。虽然其启于隋兴于唐，但其对后世的词乐、曲乐却有着深远的影响。可以说，唐宋曲子词之“曲”，宋元曲之“曲”，皆源于隋唐燕乐，也是隋唐燕乐发展衍变的结果。由于年代悠远，古代典籍中燕乐资料所存甚少，且又零散，专论燕乐的著作更是少之又少。近世专论燕乐者，也只有清人凌廷堪的《燕乐考源》、日本林廉三的《隋唐燕乐研究》和近人丘琼荪的《燕乐探微》，世称“燕乐三书”。然而，由于历史资料和乐谱资料匮乏的缘故，留下诸多遗憾。著名词曲学家刘崇德先生，博稽古简，广搜乐谱实证，对隋唐燕乐及其词曲音乐进行了全面、系统的爬梳，著成《燕乐新说》一书，以其独到的见解，揭示了古乐之幽奥，揭开了许多燕乐中的难解之谜。
该书分为“燕乐新说”、“词乐探微”、“曲学今证”三编，系统地阐述了燕乐律之根本、燕乐的发展与流变、词曲的起源嬗变等多年困扰学界的问题。
学术研究若不去大量寻求实证，而只是蹈袭前人之旧说，便难免疑虑难解之处和臆测之词。为此，该书作者遍寻海内外唐宋古谱，包括唐代流传至日本的乐谱集《唐五弦谱》与日本唐乐古谱《南宫琵琶谱》、《博雅笛谱》、《三五要录》、《仁智要录》，我国现存的乐谱《敦煌琵琶谱》《白石道人歌曲》、《太古传宗》、《新定九宫大成南北词宫谱》，以及散见于各类典籍中的零散乐谱等，并对这些乐谱进行了重新辨析，同时吸取国内外学术界的研究成果，对燕乐理论及其相关的文学、戏曲等方面的一系列问题进行了系统解析，遂有新发现、新结论。
其新发现和新结论有三。一是“燕乐三律说”。作者认为，隋唐燕乐是一个绚烂多姿、内容丰富的音乐体系，其律调有三：“清乐律”，包括清商三调的华夏“九代遗声”，并且认为此三调皆A律之小调式音阶；“胡乐律”，由于自隋至唐受苏祗婆龟兹律等外夷乐的影响，燕乐二十八调以太簇为调首，形成以太簇为宫的D调式音阶；“下徵林钟C律音阶”，此律为前二律之根本，即宋人所谓燕乐之“律本”。也就是说，清乐律是C大调基础上的羽调式，胡乐律是C大调基础上的D调式，这就是燕乐的宫、商、羽三调。燕乐无角调、徵调之谜亦就此迎刃而解。
二是“词、曲同源说”。作者对宋人姜夔《白石道人歌曲》、陈元靓《事林广记》及大量现存词曲乐谱的分析得出结论：词并非“诗余”，曲也并非“词余”，词、曲皆源于唐曲子，皆为隋唐燕乐之流变，是燕乐乐舞声乐化的结果。“曲子词”直接本于声乐化的燕乐，而“曲”则是在声乐化燕乐的基础上，融合民间乐曲、具有叙事性质的“散乐”及唐曲子的套曲等艺术形式演变而来的。可以说，词体、曲体同源而异流。
三是“节拍流变说”。古乐的节奏问题，是今人研究古乐及在其基础上产生的有韵文学的一个便捷的门径。对节奏流变的不明，是我们研究古代有韵文学句式、韵格的屏障，也是众说纷纭的根由。作者通过对大量古籍和乐谱的辨析，得出结论：“一轻一重或一重一轻之等拍律动，为人类生之已具之自然本能，故上古先秦之乐已具此拍，即所谓的拊搏之拍。而由此之基本律动组成之拍律，则是由先秦之以章为节即章节，发展到隋唐燕乐之以句为节即句拍，又发展到南北曲之以小节为节奏单位即板眼。”这一对节拍发展过程的阐述，对我们研究古代有韵文学的句式流变和韵格的发展变化具有重要的意义。
作者的这些新发现和新结论，不仅破解了历来争论不休的燕乐“以夹钟为律本”、“角调之谜”、“四变为宫”、“阴阳易位”等音乐史上的千古疑案，也为我们更加深入地研究古代有韵文学辟出了新的蹊径。
《燕乐新说》抛开以往单纯从文学角度研究文学、从音乐角度研究音乐的公科研究体系，综合文学、音乐、训诂、文献等学科，对古代的文化现象进行综合论证，运用全方位、多角度的方法，剖析某一具体文化现象产生的根源及其流变，确立了研究曲学要以“国学”为基础，以“国”学为出发点和归结点的“国学”研究体系。这一研究体系是我们研究“国学”的根本，是解决由于分科过细而难辨古代文化之真貌的有效途径，从这一角度讲，是书作者为当今学界树立了榜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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