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不是素昧平生的张以诚主动提起，已经年过古稀的王德孚老人也许不会再旧事重提。事实上，当张以诚研究员向本刊辗转送来他的文章之后，王德孚老人也寄来一份材料详细说明了事情原委。在这份材料中，王德孚老人提到在“文革”时期他曾经和几位老先生一起住进牛棚，其中就有他的导师以及其他不同意他答辩的主要决策人。那时侯，王德孚和老先生们也是互相帮助共度难关，他也顾不上追究自己的研究生学习其实是“结业”而不是“毕业”，他当然也没有想到，还是同一篇论文，到上世纪80年代却又使他有了研究生毕业证。
如果只是翻旧案，本刊不会拿出十分紧张有限的版面来说这件事。笔者注意到，张以诚研究员和王德孚老人并没有沉浸于历史的回忆中，他们都提出了一个在学术界受到广泛关注和热烈讨论的现象：如何对待学术权威，如何对待学界后辈以及如何对待学术争论。这个现象之所以广受关注，因为它关系我国的创新体系建设，关系中国科技事业的长远发展，也关系我国在世界科技与经济竞争中的地位。
所以，本刊虽然限于篇幅而不能发表王德孚老人的文章，但还是愿意把他文章中的两句话拿给大家分享：第一句是，历史上有许多“小人物”的学术水平超过“大人物”，许多“大人物”的成名之作是出在他还是“小人物”时；第二句是，在学术成果评议上，不能以人以权取言，只能以言以质取人。
既然不是翻旧帐，作为编辑，我们有意去掉了与王德孚老人的“旧事”有关的几位老专家的姓名。不过，如果有关当事人或知情人愿意就这一旧的事件谈一点新的认识，我们其实也是衷心欢迎的——因为我们相信，站在今天的高度谈论上世纪50年代的学术现象仍然有着强烈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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