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从1993年起,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每年召开一次,到今年是第11次。这次会议提出“当前,我国经济正处于经济周期的上升阶段”。这是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首次采用“经济周期”的提法对经济走势进行分析和判断,请问其意义是什么?
刘树成:采用“经济周期”的提法,与宏观经济分析的国际通用概念接轨了。记得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在说明经济形势时,不管实际情况如何,总是使用“形势大好”这种定式语言。现在采用“经济周期”概念对经济形势进行动态的把握,体现了尊重经济规律的实事求是态度。在市场经济发达国家,其宏观调控决策和政府年度经济报告中,一般都首先提出当前经济周期的波动正处于什么样的阶段。经济周期的波动态势,是宏观调控的风向标。只有对经济运行态势作出正确的判断,才能制定正确的宏观调控政策。比如,我国今年一季度以来,关于经济增长是“过热”还是“不过热”的讨论一直相持不下,其实通过经济周期分析,这些争论会迎刃而解。因为我国经济周期正处于上升阶段,具体说是处于上升阶段的回升期,必定兼有其前面低速期和后面超速期的双重特征。对不同行业、不同地区来说,有的偏“热”有的偏“冷”,全局看,“热”和“冷”的表象都会存在。如果只看到问题的一个方面,看到上升加快就说“热”了,看到仍有下降就说还“冷”着呢,都是片面的。对经济周期的正确判断,为宏观决策提供了一个科学的出发点和依据。
记者:为什么说“我国经济正处于经济周期的上升阶段”?
刘树成:经济周期是国民经济运行中所呈现的一起一落、扩张与收缩不断交替的波浪式运动过程。它分为上升阶段与下降阶段。在增长型周期中,上升阶段又分为经济增长率的回升期与超速期,下降阶段又分为经济增长率的回落期与低速期。我国目前正处于上升阶段的回升期,其主要有这样几个特征:一是经济增长开始加速,但还不是超速。1998年到2002年我国的经济增长率平均为7.6%,而今年一季度是9.9%,二季度6.7%,三季度9.1%,全年预计达8.5%,如果没有非典冲击则有可能达到9%。二是投资开始加速,但各行业投资有的增长很快有的尚无增长。1998年到2002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为5%-17%,而今年预计为23%。但钢材、汽车、电解铝、水泥、纺织等带头行业的投资增长都在100%以上,而另一些行业的投资增长就相对较慢,有的还处于负增长。三是物价开始回升,但不同产品的价格有升有降。前几年处于物价负增长的轻度通货紧缩之中,而今年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由下降转为上升1%。其中,部分生产资料价格大幅上涨,但也有一些产品价格仍停滞不前。
记者:基于“我国经济正处于经济周期的上升阶段”的判断,应采取怎样的宏观调控政策?
刘树成:我们的宏观调控政策要努力使上升阶段延长,使经济增长的良好势头能够稳定而持久。从我国历史上的经验教训看,一般是上升阶段太短,往往只有一二年。因此,一方面,对经济运行中出现的一些局部过热问题,如果宏观调控力度太小、时机太晚,则经济很快就会冲向全局过热的超速期。一旦热起来就热得很快。结果难以为继,又很快转折为下降阶段。另一方面,如果宏观调控力度过大,急刹车、一刀切,那么又可能使上升阶段退回到低速增长期。2003年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来自于内需中投资需求的拉动和外需的出口拉动。预计全年出口增长30%。国内投资需求明显回升,是连续几年实行扩大内需的方针,实施积极财政政策和稳健货币政策的累积效果。同时,由于经济体制改革不断深化,多年来综合国力的提高,供给能力比过去大大增强,总体看有可能支撑8%到9%的较快增长。如果经济增长率能保持在这一适度范围内,就可以延长经济周期的上升阶段,而突破过去上升阶段只有短短一二年的状况。具体说来,为了保证上升阶段能稳定而持久,保持整个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协调、健康发展,就要加强和完善宏观调控:既要保持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又要根据经济形势的发展变化,适时适度地进行调整;既要针对局部过热苗头采取必要的调控措施,又要松紧适度、区别对待,避免“一刀切”;既要把各方面加快发展的积极性保护好,又要引导好和发挥好;既要防止通货紧缩,又要防止通货膨胀。总的来说,既要促进经济的较快增长,又要防止速度过快导致大起大落。
记者:你提到经济增长率能保持在8%到9%,就能延长经济周期的上升阶段。2002年的经济增长率是8%,2003年是8.5%,那为什么把2004年经济增长率的宏观调控目标只定在7%左右?
刘树成:首先,这是一个导向性的、留有余地的预期目标,是为了在现有经济体制下防止片面追求高速度,防止盲目攀比、层层加码的现象。其次,目前经济运行中能源、重要原材料、交通运输等方面已出现明显的瓶颈制约。今年,部分行业和地区盲目投资、低水平重复建设的现象比较明显。高能耗、高资源消耗、且污染环境的粗放经营状况比较严重。很多地区已拉闸限电;部分生产资料价格大幅上涨;交通运输紧张,每天申请运煤的车皮量只有不到60%的满足率。第三,今年货币信贷投放偏快。预计全年新增贷款3万亿元左右,比去年1.8万亿元的水平高出1.2万亿元。在直接融资渠道狭窄、社会诚信体系不完备的情况下,一些高速发展的行业过分依赖银行资金,加大了潜在的金融风险。因此,货币信贷的“水龙头”还要有扩有控、有松有紧地把握好。第四,本轮消费结构的升级是渐进式的。从一个较长的时期,比如20年来看,可以说我国已进入了一个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加快、消费结构升级的新的经济增长时期。但这只说了问题的一半,而问题的另一半是,这一过程是要有阶段性的循序渐进的。目前,住房、汽车等几十万元级的“重型”消费所形成的购买热潮,是一种新的以高收入群体为主的消费,是经过一定时期购买力积蓄的结果。它不像20世纪80年代那种有广泛购买力的、排浪式的千元级“轻型”消费。特别是对于城镇广大中低收入阶层来说,尚难形成对这些“重型”消费的排浪式、接续不断的强大购买力。所以还应注意市场需求面的动态变化,不宜把市场需求看得过于乐观。如果让一些产品的生产能力随意地过快增长,一旦市场需求发生变化,其相对过剩便会一下子凸现出来。第五,经济增长的速度目标留有余地,有益于促进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的提高,有益于促进产业结构的调整和优化,有益于创造一个宽松的宏观经济环境,以推进改革,推进经济与社会的全面、协调发展。适当的经济增长目标,是新的科学发展观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