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发展当代中国哲学，需要超越长期以来由于哲学的内部分化与隔离所造成的学科划界和思想藩篱，在哲学观念的层面上真正加强研究与沟通，以一种真正哲学的方式开展哲学内部各学科之间的对话，以问题为中心促进哲学与实践、与时代的良性互动，促进当代中国哲学的内部整合和哲学形态的整体性建构。
1978年以来，我国哲学发展的一个重大成就是学术的分化和专门化发展，形成了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主导，以中国哲学、西方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为主干，以科技哲学、逻辑学、伦理学、美学、宗教学等为依托，多种哲学二级分支学科分化发展的局面。这相对于过去哲学研究不分化和不深入的局面来看无疑是一个巨大的进步，但它同时所带来的一个严重的现实问题，就是哲学内部的分化、隔离甚至思想藩篱。哲学工作者们由于学术训练的要求和学术传承的需要，也由于学术兴趣的驱使和学术评价标准的规范，尤其是由于哲学职业的定位与分割等多方面的原因，而分别被纳入到和定位于一定的哲学二级学科之中，走向专门化和专业化。各个学者基本上在各自所在的二级学科内部活动，不少二级学科内部又分出了不少的“社区”或“部落”，其间少有实质性的学术交往与对话，甚至从来没有召开过高层次的跨二级学科的实质性学术对话会。从总体上看，这种状况所带来的重要问题在于：
第一，对于哲学的理解是分化的而不是总体性的。不同二级学科的学者之间对于“哲学是什么”这个前提性问题的理解往往是从各自所在的二级学科做出的，其间存在着分歧甚至对立，这就使得哲学内部即便是“家族相似”，也缺乏必要的共同基础。例如，如果仅仅以西方哲学观念来看待中国传统哲学，必然产生古代中国到底有没有哲学的深度质疑和尖锐争论，中国哲学研究者不得不为中国传统哲学的合法性问题做出必要的前提性辩护。从逻辑学、伦理学、美学、宗教学、科技哲学等的角度来看待和界说哲学，都会有很大的视阈差异。而在不同的视阈下从事哲学研究，必然有很多难以转换和沟通之处。也许可以说，目前我国的哲学争论，有很多问题很大程度上是哲学观念的争论，产生于哲学观的差异。由于对这个前提性的问题没有统一的认识，哲学的内部对话也很难说有共同的基础。
第二，哲学的发展缺乏科学的学科布局和学术支撑。根据国家颁布的学位和研究生分类体系，我国哲学内部目前的八个二级学科的划分实际上是国别标准和学科标准交错运用而形成的，其间没有统一的标准，也很难说非常科学和合理。一是学科之间难以合理地相互支撑和互动，二是新生的学科无法在现有的体系中找到自己的合理位置，这既不利于我国哲学的进一步分化，也难以促进它们的时代性综合。
第三，哲学研究视野的局限与偏狭。哲学工作者自觉或不自觉地在自己历史上所师承的和现实中所从事的二级学科中活动，提问的角度、观察的视野、解题的思路、研究的方法和使用的话语带有明显的学科特征。这不能不是一种必要，却也往往是一种局限。跨学科的研究既难以有足够的内在动力，也难以被相关学科所真正接受。这种带有明显学术阈限的研究与哲学研究的宏大视野和自由创造精神严重相违背和抵触，很难说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哲学研究。
第四，哲学专业教育尤其是高级哲学人才培养的片面化发展。学科的不合理分类和教师的片面化发展必然延伸到哲学教育体系中。哲学的丰富内容被简化成了若干条文式的命题；哲学教学变成了某种原理与例证的组合，学生很难进入哲学的境界和从事哲学意义上的思考；哲学考试变成哲学知识的检测等等。而哲学的所谓试题库建设和标准化考试更是把哲学变成了简单的选择与判断，远远背离了哲学的真精神。这种哲学教育，不仅难以成为哲学事业延续和发展的健康机制，反而极有可能误导哲学事业的新生代，使他们离哲学的真精神越来越远，甚至成为哲学发展的屏障。
哲学的对话应当服从于哲学的“爱智”本性，并在“致极性”和超越性的意义上展开。人类的智慧有许多层次。人类的进化过程，就是一个智慧水平不断提高的过程。哲学的发生正是人类智慧的一种时代性跃迁，其显著标志就是把对于智慧的追求提升为一种自觉的活动，并且将其提升到哲理的层次和水平。哲学作为最高层次的智慧之学，不是一种完成态的静观知识，而是一个不断跃迁和提升智慧的动态过程。在这种运动过程中，始终存在着哲学思维的致极性和超越性的矛盾和冲突。
哲学思维作为一种最高的智慧，首先具有致极性的特点。哲学思维，无论就其历史性还是现实性而言，在本质上都是一种极限思维，即通过超越有限、达至极限而去接近无限。哲学智慧的致极性，在哲学思维的进程中展示出来的特点，就是寻根究底、追踪溯源：它追寻终极存在、终极原因、终极解释、终极价值、终极意义等。尽管就人们的目标而言总是希望达到对于它们的永恒的、普遍的、不变的、最终的、无限的认识和把握，但实际上所真正能够达到的，却不过是在一定条件下所能达到的最充分、最完备、最全面、最深刻、最合理、最能被人们所理解和接受的说明和解释，这就是每个时代在哲理层面上的极限性认识。正是由于每个时代的人们都只能达到一定的极限，而人类由其求知欲望和创造性本能所驱使又不甘于停留在已经达到的极限，为此，每个时代的人们又都力求挑战已有的极限，超越极限，去追寻和创造新的极限。这就是与哲学智慧的致极性特征所密不可分的超越性特征。在这种对于极限性的追寻与超越中，我们可以看出哲学内部各个主要分支学科之间的内在相关性。它们通过对相关领域中的一些极限性、根本性、终极性问题的关注而获得自己的永恒魅力和生命力。
哲学作为一种“爱智慧”的高级精神运动，就是对于人类智慧所达到的最高水平和极限状态的一种不断的自我意识和自我测度，也是一种对于已经达到的最高智慧水准和极限哲理状态的不断质疑、挑战和超越。正是在这样的高度上，我们可以看到哲学教育的本质、地位和作用：它既是传承哲学智慧的必要机制，也是挑战哲理极限的必要准备，更是超越哲学极限的必要条件。在这里，传承哲学智慧的途径就是激发学生的“爱智”旨趣，使他们能智慧地学习哲学，并在对哲学的学习中提升智慧和习得大智慧；挑战哲理极限的条件是让学生知道极限何在，让他们知道挑战极限的可能方向、方式和途径；超越极限的前提在于发展学生的创造性哲思能力，培养具有更高水平的哲学新生代。
哲学家之间的真正哲学对话既需要共通的哲学理念、哲学思维和哲学话语，也需要共同感兴趣和有思考的哲学话题，它们构成了真正的哲学对话的必要基础和纽带。从“爱智”与“致极”的高度考察和反思哲学话题，不难看到，它应当具有根本性、时代性和学理性等特点。所谓根本性，在于哲学话题应当是与世界的终极存在、终极价值、终极认识、终极评价和终极解释等密切相关的一些前提性、原初性、极限性问题，是人类以理性方式对于世界极限和智慧极限的一种再反思和再追问。所谓时代性，在于哲学话题又是久远而常新的，对那些根本性问题不可能有最终的、绝对的、唯一的、完成态的解答，它们会随着实践和时代的变迁而不断地以各种翻新的方式重新凸现出来，成为一定时期的哲学家们关注的焦点、热点和兴奋点。所谓学理性，在于哲学有自己的思想高度和话语体系，存在于相应的概念范畴体系和逻辑进程之中，构成自己相对独特的哲理性表述方式，只能也应当在哲学的话语体系中展开。
哲学话题的根本性、时代性和学理性使哲学对话要求也能够帮助哲学对话保持在相当的思想高度上和必要的理论层次上，使哲学家去逼近人类智慧的已有边界和极限，并且有所超越。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哲学对话是和各种形式的非哲学对话、与生活完全脱离甚至隔离的。恰恰相反，它正是以这种特殊的超越性方式而与日常生活对话保持着联系，并使之不断地有所提升，展示出哲学的特有功能和魅力。应该说，只有当哲学家们能够站在自己所处时代的全新高度上，以真正哲理的方式来思考和回答那些在历史上长期争论不休而在现实中又不断凸现的前提性和根本性问题时，他们才能在历史与时代、理论与实践、个体与人类、哲学与生活的全新高度上激发和创造自己的智慧，并为人类哲理智慧的发展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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