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现代信息社会、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劳动力要素发生了哪些变化？国外学者认为，现代新技术革命的直接后果之一就是“传统意义上的劳动正在消亡”。随着“蓝领”阶层的逐渐消失，继之而起的“白领”阶层所具有的知识成为生产力发展中越来越重要的资本。这个变化的产生，使劳动和劳动者的关系与性质发生了革命性的改变。
随着信息时代的到来，技术革命带来的结构性失业将日益显著，超前学习与滞后的劳动训练使充分就业成为历史。采用现代化、自动化技术的行业和领域，产生的就业机会减少，就业的绝对量下降。因结构性失业而产生的就业转移远没有新技术革命的发展而带来的结构性变化来得快。而在现行体制下，尤其是那些正处于转轨过程中的国家，新的社会救助体系尚未建立或十分不完善，因此，用有待健全的社会保障来对付结构性失业是远远不够的。借助缩短工时，并把由此获得的富余就业机会在无业者中间重新分配，以此来解决结构性失业，也只是一种治标之策，并没有触及问题的实质。甚至更加激进的做法，如欧盟开始实行的不管工作与否保证一份基本收入的措施，也不是解决办法。当然，从失业者的短期利益来看，这种措施不失为一种解决问题的方法，但它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因为因新技术革命的进展而导致的经济结构上的变化只会越来越多、越来越剧烈，而绝然不会消失，一旦由此产生的劳动力闲置的负担变得异常沉重时，即使最富有的社会也无法长时间承受。此外，长期采用这种福利性救助措施，对社会尤其是对年轻人是有害的，它将培养懒汉，引起社会的道德败坏。
那么，如何应对新技术革命带来的劳动与劳动力关系的新变化呢？在学术界，有一种观点认为，发展一种“产生社会公益的就业”，也就是一种新式劳动，可以成为从长远上解决结构性失业的一种方法。这种就业方式将从社会产品分配制度的改变中获得资金的来源，为那些被自动化和电脑化的产业和行业排挤出传统劳动的人们提供劳动保障。同时，这种劳动方式所要求的社会结构改变也将成为转型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问题在于，市场经济能否为这种劳动提供“市场”。对此，有人提出，由于技术进步，人类正迈入一个新的历史阶段，传统的工作会逐渐减少，新的工作机会主要将不是来自农业、制造业，甚至服务业，而是来自为不断变化着的社会而服务的第三部门。因此，发展第三部门意味着向后“工作”时代过渡，它不仅仅是一种“工作”改革和劳动改革，而且有“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革的深刻含义。
这种“改革”的佐证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信息化发展迅速的国家中，第三部门的发展十分迅速。“第三部门”是相对于国家—政府组织（所谓第一部门）和市场—企业组织（第二部门）而言的，是以民间志愿工作者和自愿捐赠基金为基础的公益性组织，一般又称为非政府组织和非营利组织。这类组织原来主要活动于传统意义上的慈善公益领域，后来发展为广泛涉及社会公共生活各个领域的一种公民自治机制，并且在全球化背景下逐渐具有突破民族国家界限的全球性趋势。在政治上，它被赋予越来越大的意义，被称为“参与式民主”、由“市场—国家二元社会”向新型“公民社会”、由“权利的时代”向“权利—责任协调的时代”转变的“全球社团革命”。在经济上，它掌握的人力、财力和物力资源也日益膨胀。例如在信息化程度最高的美国，上世纪末非营利性组织的总收入已占国民总产值的10％，拥有的财产也占全国的10％，有50％的成年人参加志愿活动，各种非营利性组织的雇员近1000万人，使用的义工（志愿服务者）折成全职工作者近300万，两者合计要占到就业总量的14％。显然，信息时代产生社会公益的就业已经不仅仅是个理论概念，而是日益成为一种现实力量。
在信息社会，人类知识的增加速度越来越快，如果没有对未来劳动与劳动力关系发展的预计，而仍然在旧的劳动力关系中使用我们所掌握的能量，这本身就酝酿着可怕的文明风险。只有更公正和更人道地拥有这种能量，才有可能消除风险。而这种更公正和更人道的承担者，也是信息时代所产生的以新的劳动方式从事劳动的劳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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