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湘文化中表现出来的士风民气，是湖湘士民在漫长的岁月里陶铸、积淀而形成的，是湖湘文化有别于其他区域文化的根本所在。著名学者钱基博在《近百年湖南学风》中曾颇有感触地说：“（湖湘士民）罔不有独立自由之思想，有坚强不磨之志节。”“民性多流于倔强”，“风气自创，能别于中原人物以独立”。这种士风民气最突出的表现即是在湖湘士民中焕发着一种顽强奋斗的精神、独立创新的精神、勤勉务实的精神。具体而言，它又集中体现于以下三个方面。
卓励敢死、勇于任事、坚强不磨的奋斗精神。湖湘士民历来有不怕牺牲的奋斗精神。在晚清衰世，爱国将领左宗棠虽年近古稀，但壮志不减当年，为保卫祖国领土完整，抵御外寇，毅然请命率三湘子弟出征新疆，“引边荒艰巨为己任”，最终平定了阿古柏叛乱，保卫了祖国领土完整；而早期洋务思想家郭嵩焘则以宣传西学、开通民气为己任，虽屡遭顽固派痛诋，仍矢志不改，置个人荣辱于度外；近代外交家曾纪泽也不辞艰巨，探虎口索已投之食，障川流挽既逝之波，终于在形势十分被动的情境下改订中俄伊犁条约，为国家挽回主权；维新志士谭嗣同为改革英勇献身，留下“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日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的千古绝唱。确实，无论是维新运动中壮烈牺牲的谭嗣同，庚子之役中惨烈殉难的唐才常、沈荩、林圭，为唤醒同胞而蹈海的杨毓麟、陈天华、姚宏业，还是为拯救中华民族而献身的黄兴、蔡锷、宋教仁，以及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毛泽东、刘少奇、彭德怀、贺龙等，在他们的身上，无不表现出一种卓厉敢死、勇于任事、坚强不磨的奋斗精神。还是陈独秀在《欢迎湖南人底精神》中概括得好：“湖南人的精神是什么？‘若道中华国果亡，除非湖南人尽死。’……湖南人这种奋斗精神，却不是杨度说大话，确实可以拿历史作证明的。二百几十年前的王船山先生，是何等艰苦奋斗的学者！几十年前的曾国藩、罗泽南等一班人，是何等‘扎硬寨’、‘打死战’的书生！黄克强历尽艰难，带一旅湖南兵，在汉阳抵挡清军大队人马；蔡松坡带着病体领子弹不足的两千云南兵和十万袁军打死战；他们是何等坚毅不拔的军人！”确乎如此。近代以降，湖湘人才迅速崛起，每次革新运动都是“湘人靡役不从，舍身殉国，前仆后继”（《杨昌济文集》第351页）。
浩然独立、不囿陈见、另辟蹊径的创新精神。湖湘士民历来有探索宇宙、人生“大本大源”的兴趣，在这种探索中往往又能浩然独立、不断出新。从周敦颐深奥的“太极”探索到王船山博大精深的古典哲学体系，从魏源、郭嵩焘对西学源流的思考到谭嗣同对“仁学”的追求，从黄兴、宋教仁、蔡锷对封建统治的反思到毛泽东、蔡和森对中国革命道路的探索，无不留下探索者思考和践行的足迹。杨毓麟在《新湖南》中有过精当概括：“（湖湘学）其岸异之处，颇能自振于他省之外。自濂溪周氏师心独往，以一人之意识经纬成一学说，遂为两宋道学不祧之祖。胜国以来，船山王氏以其坚贞刻苦之身，进退宋儒，自立宗主；当时阳明学说遍天下，而湘学独奋然自异焉。……二百年来，大江南北相率为烦琐之经说，而邵阳魏默深今文尚书三家诗，门庭敞然。及今人湘潭王氏之于公羊，类能蹂躏千载大儒之堂牖而建立一帜。道咸之间，举世以谈洋务为耻，而魏默深首治之；湘阴郭嵩焘远袭船山，近接魏氏，其谈海外政艺时措之宜，能发人之所未见，冒韪而勿惜。至于至接船山之精神者，尤莫如谭嗣同。无所依傍，浩然独往，不知宇宙之圻埒，何论世法！”杨毓麟这里所说的周敦颐“师心独往”，王船山“自立宗主”，王闿运“建立一帜”，魏源“首治之”，郭嵩焘“发人之所未见”，谭嗣同“无所依傍”，都深刻说明了湖湘士民历来就有一种浩然独立、不囿陈见、另辟蹊径的创新精神。这种士风民气使湖湘学者很少学究气，形成了湖湘文化的奇异色彩。深沉与浪漫、朴实与华美、哲理与想象、苍劲与飘逸总是和谐地统一于一体。这种风气哺育了一代又一代湖湘士民，使湖湘士风民气朴而不失其华、沉而不失其逸，古而不失其新，劲而不失其情。
不尚空谈、躬行实践、笃实勤勉的务实精神。湖湘士民历来不喜空谈，注重实行。湖湘学派代表人物胡宏曾说：“学也，行之也，行之行之而又行之。”王船山也说“知而不行，犹无知也。”“君子之道，力行而已。”魏源也提倡“以实功程实事”。曾国藩虽“肆力于宋学”，但“不说大话”，“不行驾空之事，不谈过高之理”。在湖南地方志中，记载湖湘士民有浓烈务实精神的文字比比皆是。如《善化县志》就说，湖湘士民之风“谨守先正，绝去浮靡，庶几近之，尤在争自濯磨者，敦实行以祛浮伪焉”。确实，考之历史，湖湘士民，无论是从政从军者，还是治学者，都能躬行实践、勤勉务实。
千百年来，由于耐坚苦的强劲之气、崇独立的浩然之情、厌浮伪的务实之风在湖湘大地流传衍播，因而在湖南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士风民气，并升华成为湖湘文化传统中颇有光彩的精、气、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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