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是崇尚气节与信念的民族。历代有识有为之士，都自觉地从先辈的高尚气节中汲取精神营养，用以坚定自己的信仰和追求，砥励自己的情操和品格。越是沧海横流，越是如此。
“朝闻道，夕死可矣”，揭示的是气节的源泉；“鞠躬尽力，死而后已”，归纳的是气节的拓展；“英雄生死路，却是壮游时”，抽象的是气节的升华。经过世代培育、弘扬、传承的气节和信念，是数千年来支撑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弱而复强、衰而复兴的灵魂和脊梁。
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是崇尚气节与信念的民族。历代有识有为之士，都自觉地从先辈的高尚气节中汲取精神营养，用以坚定自己的信仰和追求，砥砺自己的情操和品格。越是沧海横流，越是如此。司马迁身陷囹圄撰写《报任安书》，文天祥面对死亡吟咏《正气歌》，深情缅怀和虔诚礼赞“时穷节乃见”的前贤，便是明证。翻开史册，“典型在夙昔”，“古道照颜色”的民族精英比比皆是。从特定意义上说，一部卷帙浩繁的二十四史，就是一部气节与信念写成的“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节义列传。它不断地激励着人们效法先贤养天地之正气，成人类之高节。
“朝闻道，夕死可矣”这句箴言出自《论语·里仁》，它揭示了一个跨越时空而颠扑不破的真理，即信念是气节的源泉。任何时代、任何群体的成员，只要有了坚定的信念，就有了精神支柱和精神动力，就有了战胜一切艰难险阻的勇气和力量，就能为捍卫真理和正义而抛头洒血，历经磨难而不衰，屡遭坎坷而不馁；就能无坚而不摧，无往而不胜。历朝历代之所以不断造就许多在中国历史舞台上演出威武雄壮的活剧、铸就大义凛然的气节的精英贤哲，最关键之处就在于他们“咬定青山不放松”，“任尔东西南北风”，执著地追求自己认定的人生信念。即使奋斗终生，朝闻夕死，他们不仅无怨无悔，而且还特别看重由此凸现的生命价值与意义。这里略举几例，以斑窥豹。
春秋时期，齐晋两国出现过一个秉笔直书、以身殉道的史官群体，尤以齐国太史兄弟和晋太史董狐最为典型。齐国太史虽因直书“崔杼弑其君”而被权臣崔杼所杀，但太史的两个弟弟却不屈不挠，前仆后继，继续这样写。崔杼慑于太史兄弟三人为秉笔直书而前仆后继的正气，最后终于放下屠刀。晋国太史董狐也因不畏权贵，“书法不隐”，记下“赵盾弑其君”而被孔子称赞为“古之良史”。由此而后，不畏权贵、秉笔直书就为中国历代史家所效仿，成为中国古代史学的一条铁则。但这里必须指出的是，在中国封建君主专制的淫威下，历代史家要做到这一点，胸中没有一股浩然正气，显然是不可能的。正因为如此，民族英雄文天祥在《正气歌》中就盛赞“在齐太史简，在晋董狐笔”。
在“百家争鸣”的战国时代，苏秦、张仪是“纵横家”的代表。张仪笃信“连横”之策，为此周游列国，百折不挠。“舌在否”的故事最能体现他为实施“连横”战略而置生死荣辱于度外的坚毅气节。一次，他在南下楚国与丞相谈论强国之道、游说连横之策时，被丞相门客诬为盗璧之贼，不仅身受鞭笞之辱、驱逐之窘，而且在带着伤痛回到家里时又为其妻所讪笑，但张仪并不后悔，且为后人留下一段极为幽默的精彩对白。其妻曰：“嘻！子毋读书游说，安得此辱乎？”仪曰：“视吾舌尚在否？”其妻笑曰：“舌在也。”仪曰：“足矣。”（《史记·张仪列传》）
生活在南朝的范缜是无神论者。他一生坚持身亡神灭之说，坚决反对统治者的佞佛行为。虽然因此而遭到当权者组织的一次次围攻，但在种种威胁利诱面前，他始终不改初衷。不管是围攻，还是以高官厚禄拉笼，或者被诬为“违经背亲”，他都始终坚持真理，“辩摧众口，日服千人”（《弘明集》卷九）。
唐初高僧玄奘，在云游海内名寺访师问学的过程中，发现佛门各派对经典理解多有歧义，遂怀疑原有译经讹谬，于是决心“舍身求法”（鲁迅语），前往佛教发源地广求梵文原本佛经。贞观元年（公元627年），他孤身一人从长安出发，穿河西走廊，出玉门关，过戈壁荒滩，翻冰峰雪原，抵达印度。在印度逗留期间，他食不甘味，寝不安席，四出拜师苦学梵文，搜集不同版本经典，参加各派佛学辩论，喜得657部佛经及大批佛像，于贞观十九年（645年）回到长安。在唐太宗的支持下，组成阵容庞大的译场，主持翻译佛经。他十九年如一日，“三更暂眠，五更复起，读诵梵本，朱点次第”（《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直到圆寂，共翻译佛经74部，1335卷，平均每年翻译170多卷，把毕生精力都献给了他虔诚信仰的取经、译经和讲经事业。
从以上所举的几个事例不难看出，不管是秉笔直书的史官，还是游说方国的策士，不管是主张神灭论的范缜，还是把一生都献给弘扬佛法的玄奘，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都以忠贞坚毅的气节和信念作为人生的重要支点，而在他们身上表现出的凛然正气又都以自己对人生与社会、对国家与民族的坚定信念为基础。反之，一个人只要始终胸怀正确的信念，心存天地之正气，不管做什么，都会获得一种巨大的力量之源。
源于诸葛亮《后出师表》中的“鞠躬尽力，死而后已”这句成语，经后人点化，又作“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这一表述是对气节内涵的延伸和拓展。它说明，对一个人而言，受信念支配的气节无时不有，无所不在，体现在人生追求的方方面面。不论是叱咤风云时的轰轰烈烈，还是埋头苦干中的默默无闻，须臾也离不开气节的引导。一个人投身的事业尽管有大有小，但只要志存高远，锲而不舍，就能以己之所为报效国家，造福民众。即使不求闻达，气节也会蕴含其中，发挥“桃李无言，下自成蹊”的作用。在此也举几例，以为佐证。
秦末的陈胜、吴广均为饥寒交迫的“瓮牖绳枢之子”，虽常年与人佣耕，但又胸怀“鸿鹄之志”，无时不在渴望着一个有意义的“富贵”人生。即使遭到周围人的嘲笑，他也只是怅然叹息：“嗟呼！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哉？”而事情的发展倒恰好证明，因为陈胜胸怀“鸿鹄之志”，后来才可能在戍途中鼓动戍卒“斩木为兵，揭竿为旗”，“伐无道，诛暴秦”，向以秦二世胡亥为代表的封建帝王发起第一次改朝换代的全面进攻。虽然他们在举义后不久相继牺牲，但他们表现出的“壮士不死即已，死即举大名”的气节却永垂青史。
诸葛亮是在汉末群雄角逐的乱世走上政坛的。当时，他身在隆中“躬耕垄亩”，却心系天下风云，立志像春秋时期齐国名相管仲和战国时期燕国名将乐毅那样，把自己的文韬武略献给统一天下的大业。正是因为他有“兴复汉室”的坚定信念，才会为汉室后裔刘备筹画“当世之事”，和盘托出东联孙吴、西据荆益、南和夷越、北抗曹魏、待机谋取中原的《隆中对》，并在后来与刘备和衷共济，按照《隆中对》的总战略联吴抗魏，夺取荆益，建立蜀汉，“三分天下而居其一”。诸葛亮后来数次北伐虽然都无功而返，最后死在北伐中原途中，让后人无限惋惜，“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但他以实际行动践履了自己在《后出师表》中立下的“鞠躬尽力，死而后已”诺言，为后世士林塑造了一个千古忠臣的榜样，其人格魅力、其高风亮节一直为后世所景仰。
北宋的范仲淹是历代儒宦中为官清廉、敢于直谏、心忧天下的又一典型。史称，范仲淹“每感激论天下大事，奋不顾身，一时士大夫矫厉尚风节，自仲淹倡之。”范仲淹一生最重要的政绩当然是他协助宋仁宗进行的改革。他建议从整顿吏治入手，改革政治、经济和军事，并具体提出明黜陟、抑侥幸、精贡举、择长官、均公田、厚农桑、修武备、推恩信、重命令、减徭役等十项措施，仁宗“悉采用之，宜著令者，皆以诏书画一颁下”（《宋史·范仲淹传》），这就是历史上的“庆历新政”。由于改革触动了权贵的既得利益，遭到守旧派的群起而攻，甚至诬陷范仲淹结党营私，危害朝政，致使范仲淹被迫离京外任，但他忧国忧民之心始终不改，至死不悔。他在《岳阳楼记》中提出的警世名言，早已成为其后有建树的从政者立身行事的座右铭：“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是进亦忧，退亦忧，然则何时而乐耶？其必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欤！”
在中国历史上，像身处垄亩而心怀“鸿鹄之志”的陈胜、“鞠躬尽力，死而后已”的诸葛亮、“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范仲淹等等这样的人物，真是不胜枚举。但就上述三例而言，也足以说明，历来成大事、立大业者，通常都是对处境的顺逆不管不顾，也不管在朝在野，心中都长存一种浩然正气，因而不管遭遇任何挫折，都能不坠青云之志、坚守人生大节。正是在儒家思想的倡导下，在仁人志士的影响下，中华民族对气节特别重视，气节观被从圣贤到百姓的社会各个阶层人士广泛接受，作为人生的准则，并对中国历史和中华民族的发展产生了非常巨大的影响。它总是让人感觉到正气满宇宙，大节镇乾坤。而一个人只要养得浩然之气，其一生就必然充满活力，充满精气神。
抗清义士夏完淳，十七岁血洒刑场。他在狱中书赠难友诗中的名句“英雄生死路，却似壮游时”，毫无疑问是对气节的升华。气节的升华极为严峻，一般要通过生死考验来进行最后提纯。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的生死观，在历史上进步与反动、正义与邪恶、忠诚与奸佞的矛盾冲突中，永远是鉴别光荣与耻辱、勇士与懦夫、英雄与叛逆的试金石和分水岭。勿庸讳言，由于时代和阶级的局限，中国古代社会精英的气节难免醇疵粘连（譬如他们身上同时留有“爱国”与“忠君”、慷慨就义与民族仇恨的印记等），但只要我们以科学的态度认真剥离，去芜存菁，就应该承认他们表现出的气节还是瑕不掩瑜的。下面再举几例，权作注解。
苏武牧羊是中国历史上最具影响力的生动故事之一。西汉前期，与汉交恶多年的匈奴族且侯单于，主动送回被扣在漠北的汉朝使臣，以示和好。汉武帝遂派中郎将苏武率团出使匈奴。当苏武完成使命即将返回时，匈奴祸起萧墙：缑王乘单于出猎之机，密谋杀害重臣卫律，劫持单于之母附汉，结果事败。苏武因其副手参与此事而受牵连。单于命卫律刑讯苏武一行。苏武担心属下贪生怕死，愧对家国，便慷慨陈词，激励众人：“屈节辱命，虽生，何面目归汉！”然后拔出佩刀自刎，以明心志。卫律见状大惊，速召巫医救治，后又以高官厚禄诱降。苏武对卫律变节求荣的行径痛加斥责：“汝为人臣子，不顾恩义，叛主背亲，为降虏于蛮夷，何以汝为见？”卫律无奈，将苏武的表现如实上报。单于下令押送苏武去北海牧羊，佯称待公羊产下羔羊就放他南归，妄图迫其俯首就范。苏武身在异乡，但心向汉室，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杖汉节牧羊，卧起操持，节旄尽落”。直到汉昭帝初年，苏武才得以归汉。不辱使命的苏武，“始以强壮出，及还，须发尽白。”（《汉书·苏建传附苏武传》）
南宋末年的文天祥自幼即仰慕死后谥“忠”的乡贤欧阳修、胡铨等，立志要忠于国家，忠于民族，做一个顶天立地的大丈夫。而在南宋抗元的群英谱中，文天祥无疑是其中桡楚。他在被俘后写的《过零丁洋》更是传颂千古的爱国诗篇，而诗中名句“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恰是他本人和历代爱国志士人生观的写照，也是其高尚气节的展现。不管是以前同朝为臣者前来劝降，还是元世祖忽必烈亲自劝降，许以高官厚禄，文天祥都坚决表示“受宋恩为宰相，安肯事二姓”，表现出一副宁死不屈的铮铮铁骨。以至忽必烈都为有如此志节高尚之士而不能为己所用深感遗憾，而作史者也不得不盛赞文天祥舍生取义的牺牲精神，“是其所欲有甚于生者，可不谓之‘仁’哉。”
南明兵部尚书史可法也是在支大厦于将颓、挽狂澜于既倒的危险时刻，让生命发出光辉的。其时，南明王朝苟且偷安、醉生梦死；清兵南下越过淮河、直奔扬州。面对蜂涌而来的清兵，史可法抱定“城亡与亡”的决心，与将士坚守孤城。围城的清兵统帅多铎数次致书史可法，劝其投降。史可法不加拆阅，就将来书投入火中。多铎恼羞成怒，疯狂攻城。城破之时，史可法拔刀自刎，被副将史德威等救下，但不巧与破城的清兵相遇。史可法临危不惧，大呼：“我史督师也！可引见汝兵主。”清兵将史可法带往统帅营帐，多铎再次劝说：“累以书招，而先生不从。今既竭臣忠，不为负国，能为我收拾江南，当不惜重任。”史可法回答：“吾为朝廷大臣，岂肯偷生为万世罪人！吾头可断，身不可辱，愿速死，从先帝于地下。”多铎又说：“君不见洪承畴乎？降则富贵。”史可法答：“承畴受先帝厚恩而不死，不忠甚矣。我讵肯效之？”“城亡与亡，我意已决，即碎尸万段，甘之如饴；但扬州万民，不可杀戮。”（《明史·史可法传》）多铎劝说无效，就杀害了史可法。铮铮铁骨的史可法，以其“生当为人杰、死亦为鬼雄”的高风亮节，成为南明抗清以身殉职第一人。
在中国传统社会和中国传统文化中，小至个人生死，大至国家兴亡，时时处处都凸现出中华民族的气节观。而当气节需要以生命来换取时，历代有志有为之士无不表现出一种慷慨赴死、视死如归的英雄气概和高尚气节，正如文天祥临死前在其衣带中所写：“孔曰成仁，孟曰取义，惟其义尽，所以仁至。”而以上所举的苏武、文天祥、史可法等就是他们的典型，也是万世流芳的楷模。他们的志节永远激励着中华民族不断开拓进取，战胜前进道路上的一切艰难险阻，不断创造新的辉煌。
历史一再证明，炎黄子孙世代追求的气节和信念，是支撑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弱而复强、衰而复兴的灵魂和脊梁，是中华民族自尊自信、自立自强、经天纬地的法宝。数千年来，薪火相传，不断被后来者发扬光大。今天，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推进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的实践中，我们更要珍惜和继承历史留下的这笔源远流长、与时俱进的精神遗产，永远保持中华民族立国强国的蓬勃朝气、昂扬锐气和浩然正气，从而创造更加幸福的生活和更加美好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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