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的崛起与统一在中国历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它对秦陇地区的文化乃至中国社会的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秦是远古嬴姓部族的一支。周宣王时，命其首领秦仲讨伐西戎。秦仲战死后，秦庄公终破西戎，收复西犬丘并在当地定居，秦的地位得到周王室的肯定，秦国的历史由此开端。但在春秋列国中，秦的地位一直比较低下。作为一个诸侯国，它无法与齐、鲁、晋等相提并论，“僻在雍州，不与中国诸侯之会盟，夷翟遇之。”但也正因为如此，加上中原的礼仪教化对它影响甚微，就使秦陇之人在努力改变卑下现状的内在动力下，敢于怀疑周天子的绝对地位，这就促成了秦人性格中的某种叛逆性。这种叛逆性在秦襄公被册封为秦国的第一个国君时就敢于在祭祀中“作西，祠白帝，其牲用驹、黄牛、羝羊各一云”而表现出来。按礼制，白帝是天帝之一，只有周天子才可祭祀，秦襄公是没有资格祭祀白帝的。这种叛逆性，在战国时代的诸侯大兼并中表现得更加淋漓尽致。战国诸侯之间虽然攻伐激烈，但对于周天子名义上的共主地位还都有所顾忌，不敢染指，而秦却敢于消灭周赧王的正统王室，又在公元前249年消灭周王室的最后一支——东周君，彻底结束了周朝八百余年的统治。应该说，正是秦人的这种叛逆性，促成秦国有足够的勇气打破传统等级的规范，从而由弱变强，统一天下。
秦在建立初期因国小力单，无力向东扩展，就转而向西戎各部族发动战争，扩充力量。秦穆公时，向西“益国十二，开地千里，遂霸西戎”。秦在关中的崛起也促进了这一地区的民族融合，并形成“民风尚武，民气胜于六国”的地域特点，秦国的军队被称为“虎狼之师”就是一个很好的佐证。当然，在尚武风气的背后，也暴露出秦人性格中的野蛮残暴成分。秦人的野蛮性有时达到了令人发指的程度。如公元前260年，秦军围攻赵上党，赵将赵括突围失败，被乱箭射死，四十万赵军向秦军投降，秦将白起竟把他们全部坑杀。这一事件虽不应排除白起个人性格中的残暴因素，但也多少反映了秦人普遍具有的暴戾性格。当这种残暴再搭配君主的极权，就难以避免地形成威猛治国的局面，而当它超过人民的承受力时，国家就可能陷入分崩离析的状态，无法长久。这可能也是秦朝二世而亡的原因之一。
在秦日渐强大的历史进程中，秦陇之民还养成一种强烈的事功精神。从秦穆公到孝公再到昭王、庄襄王及至始皇，从百里奚、商鞅到范睢、李斯，就是这一精神的突出体现者。秦人的事功精神源远流长，它建立在文化功利主义取向之上，与秦文化的叛逆性也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这种追求事功的精神，决定了秦人在强国之路上采取法家的主张而绝弃儒学。同尚武精神一样，秦人的事功精神也有反面因素，那就是非道德主义倾向，即为达目的而不择手段。秦人处理邦交，攻伐时，往往背信弃义，翻云覆雨，如秦对楚怀王的欺骗及造成屈原的悲剧就是明显的例子。这种行为与道德准则大相径庭，虽然使秦国在统一的过程中如虎添翼，但也使六国人更加痛恨秦的统治。这就使秦的统一只是国土的统一，而人心反而在一次次的军事与政治胜利中丧失殆尽，并且在统一大业完成后，始皇帝仍不肯收敛事功的程度，大兴土木，强征人民戍边长城，严刑苛政，最终使统一帝国的崩溃一发而不可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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