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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三境

文心走笔
2004-02-11 来源:光明日报 段崇轩 我有话说

学写评论文字20载,自觉在语言上驾轻就熟了。可近来忽然感到,笔涩词穷,不会说(写)话了。看看现在20啷当岁的硕士、博士、学者、评论家的文章吧,且不说立意、角度、视野如何,仅就论述语言来说,便让人有点汗颜了。语言表述是那样潇洒,随心所欲,流畅自如,很少斧凿痕迹:遣词造句是那样恰当,一个个概念、一层层描述,编织得井然有序。读这样的文章,你会觉得既“爽”、又“酷”,就像喝一杯“杏仁露”,吹一阵“空调风”。一时代有一时代的文风和语言,这大约就是21世纪的文风和语言吧?我辈实在是落伍了。

我学写作是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之间,那是一个新旧交替的时期。写了文学评论给前辈或老师看,他们总在语言上“横挑鼻子竖挑眼”。谆谆教导你:概念要清晰、准确,论述要深入、到位,用词要严密、简练……评论文章的精髓就在“理论性”上。按照这种套路我写了很多年,后来渐渐发现,这种评论语言是有问题的。它强调的是文章的概念、理性这种如“骨骼”一样的东西,却忽视了作者自己的感觉、感情这些“血肉”的成分。我们跟着现成的理论、概念一路小跑,而自己的批评个性和批评语言早已丧失殆尽。说到底这是一种“理性化”了的评论语言。此后,我就在写作中尽量融入自己的感觉和感情,努力把文章做得“有骨有肉”一点。但在旧的路子上走惯了,穿新鞋、走新路总不那样洒脱自如,理性与感性的不协调以至冲突,便在笔下常常出现。

读了不少青年学者、评论家的文章,我慢慢悟出,他们的语言跟我们的正好相反,是一种“感性化”的语言。读了一些新理论,记住一堆新概念,然后凭借自己对作家作品的感觉和态度,把自己的全部体验倾注笔端,写作就算完成。他们没有太深厚的文化理论背景,内心也不存在什么新旧冲突,最富有的就是敏锐而鲜活的心灵感受、思维想象、艺术直觉。他们的写作没有负担,惟我独尊,轻松上阵,因此文笔才能那样潇洒,用词才能那样自由,个性才能那样彰显。他们写的就是他们自己。我真诚地认为,这种感性写作是中国文学评论的一种进步,它会造就出一些好的评论家的。但是,我也注意到,这种“感性”的批评方式和批评语言,也有许多缺憾。譬如无节制地运用新概念、新名词,本意是慢慢阐释你的批评对象,结果却是对象与评论分离,对象被概念和名词湮没,让读者一头雾水,只感觉新奇,你的批评目的也难以达到。譬如你一味挥洒自己的个人感受,评论本身的“理性内核”就会被冲淡,读这样的文章常让人觉得不知在论述什么,难以给人理性启迪。文学批评终究不是“杏仁露”,也不是“空调风”。

“理性”语言太僵硬,“感性”语言太朦胧,其实评论语言的最高境界,还是感性与理性水乳交融的语言,这样的语言,我们不妨称它为“智性”的或“智慧”的语言。这样的语言在哪里呢?在那些文化修养深厚的作家、学者、评论家那里。“五四”时期的一代大家,如鲁迅、胡适、钱穆;后来的陈寅恪、钱钟书、季羡林等等,他们运用的就是“智慧”语言。现在一些四五十岁的中年学者,也逐渐在接近“智慧”的境界。那些大家,他们文化根底深广,学贯中西,视野开阔,面对世事沧桑和人生悲欢,恪守着一颗纯真而宽广的赤子之心。因此,当他们拿起笔来,主宰他们写作的,不是僵化的理论教条,也不是狭窄的个人感受,而是全部的人生智慧。我们读他们的文章,既能窥见评论对象的“庐山真面目”,亦能读出作者独特的思想和风姿,且语言本身就给人一种美的享受。

说到底,一个学者、评论家的写作语言,是他的个性、修养、境界的综合体现,是人生智慧的结晶体。“理性”语言,放弃了个体生命的丰富感受,让概念、理论牵着鼻子走,不足取。“感性”语言,让任性、飘忽的感觉支配写作,抽掉了评论的理性属性,也无前途。只有“智慧”语言,熔感性和理性、个体和人类为一炉,才能抵达真正的学术境界。我想,还是从前辈学者那里多学点东西,才是正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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