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近日从国家文物局人事劳动司教育培训处获悉：中意合作文物修复培训项目已于今年2月在中国文物研究所开班。这是新中国建立以来规模最大、人数最多、时间最长的国际合作培训，对提高我国文物保护修复水平将起到重要作用。这也是继去年举办的全国省级文物局局（处）长、博物馆馆长、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和古建所所长专业管理干部培训班之后，国家文物局在人才工作上的又一重要举措。
国家文物局历来高度重视文博队伍建设。据考古学家徐苹芳介绍：“1952年—1954年，国家文物局在北京大学举办了4期考古培训班，培养了一批考古专门人才，这些人有不少成为各地的业务骨干，撑起了当时文物考古的一片蓝天。”即使在“文革”期间，文博专业人才的培养也没有放松。改革开放以后，文博事业进入了一个蓬勃发展时期，人才培养也成为文博工作的重点之一。1980年国家文物局设立了教育处，先后在全国建立了10个培训中心，对全国文博系统4万余人次进行了各种类型的业务培训，占文博从业人员总数的三分之二，大大提高了文博从业人员的整体素质。
近年来，国家文物局调整和改进了文博教育培训的形式，充分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不断加大在职培训的工作力度，同时利用高等院校师资力量和办学条件的优势，采用联合办学、委托培养等形式，重点培养和培训文博事业急需的各级各类人才。1984年，他们与复旦大学合作举办了文博干部专修班，1989年联合成立复旦大学文博学院，先后培养了500多名文博系统业务骨干；1993年至1996年，与北京大学采用“馆校结合”方式，培养了一批文博系统急需的专业人才。1998年，还与北京大学联合办学，创建了中国文物博物馆学院（即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迄今为止，我国已有22所高校设立了考古学、博物馆学、文物科技保护、古建筑维修等专业，培养了众多的大专、本科、硕士和博士等各个层次的专业人才，为文博系统输送了大批优秀人才。
经过多年的努力，文博教育工作确实取得了较大成绩。但是，作为知识密集型行业的文物博物馆系统，全国7万余名从业人员中，具有中级以上专业技术职务者仅为1万余人。对于我们这样一个文明古国和文物大国，这样的文博队伍，无论在数量上还是在质量上，都还与其所处的地位和所承担的任务不相匹配，远远不能适应文博事业发展的需要。尤其是能熟练掌握文博法律法规和方针政策的复合型人才奇缺，各级各类专业管理干部普遍缺乏岗位培训，文博系统持证上岗、资格认定、资质管理工作落后于许多行业和部门。
视人才为事业生长点的国家文物局清楚地认识到了这一点。单霁翔局长在2002年就将“加强文博队伍建设，在文博系统逐步实施资格认定、持证上岗制度”，作为文物工作的四项重点基础工作之一。针对文博队伍建设当中需要解决的问题，国家文物局制定了《2003年——2005年全国文博系统在职干部继续教育规划纲要》，明确要求建立文博系统在职干部继续教育的政策法规体系和教学体系。本文开头提到的几个培训班就是这项工作的一部分。与以往培训重在专业技能有所不同，现在的培训旨在使学员更清晰地掌握文物政策法规和相关的法律规定，提高行政和业务管理水平，增强科学决策的能力。
在采访中，几位文博界的老专家都不约而同地谈到了从业人员的思想素质问题。提起那些明明采用一流技术、却因发掘者不敬业而造成的文物损失，徐苹芳痛心疾首：“在考古发掘中，项目主持者的敬业程度几乎就决定了文物的命运。”原故宫博物院院长张忠培反复强调：“仅有精湛的技术是远远不够的，还要敬业，要有钻研精神。”去年，湖北、河北、新疆等地国有文物收藏单位相继出现恶性案件，更是显露出提高从业人员思想素质的紧迫性。老先生们告诫晚辈，从事文物工作一定要有献身精神，要能耐得住寂寞，因为我们是在替子孙后代管理古代人类的文化，是要把文化遗产传承下去。
无论是专业素质还是思想素质，人才的培养与成长是一个长期的系统工程，容不得半点松懈，来不得半点马虎。国家文物局副局长董保华说：“在文博人才的培养上，坚持不懈、持之以恒是我们的原则。要解决文博队伍建设中的突出问题，就需要我们长期不懈的工作和努力。重任在肩，任重道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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