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干这一行，我感触最深的是一辈子提心吊胆。”谈及自己从事航天事业，王永志感慨地说。“但是，我非常喜欢这一行。我热爱祖国的航天事业，可以牺牲自己的利益，集中力量把事业做好。”
怀着崇敬的心情，记者近日走访了王永志院士。
1961年，王永志从莫斯科航空学院毕业回国，被分配到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总体设计部工作，随即参加了我国第一枚中近程火箭的设计研究。1964年6月，王永志第一次走进戈壁滩，执行发射我国自行研制的第一枚中近程火箭任务。“这一次，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一辈子也忘不了。”回忆过去，王永志思绪万千。
据了解，当时试验发射遇到了一个问题：导弹射程不够。现场的专家们都在考虑，怎样再给火箭多添加点推进剂，可无奈火箭的燃料贮箱有限，再也喂不进去了。正当大家绞尽脑汁想办法时，王永志大胆地提出了自己的建议：
“火箭发射时推进剂温度高，密度就要变小，发动机的节流特性也要随之变化。根据计算，如果从火箭储箱内泄出600公斤燃料，这枚火箭就会命中目标。我在会上提出这个意见，当时大家都不太相信，说本来火箭射程就不够，还要往外泄？”
然而就在这时，让王永志在以后的日子里一直激动不已的一件事发生了。钱老（钱学森）听了他的意见，马上就把火箭总设计师叫来，指着王永志说：“这个年轻人的意见对，就按他的办！”
果然，火箭卸出一些推进剂后射程变远了，连打三发导弹，发发命中目标。王永志说：“这件事给我的影响很深，发射成功后也很受鼓舞。以后的工作中，钱老长期指导我工作，他对我的帮助和启发很大，有20多年时间，我都一直在他的指导下工作。”
在挑起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总设计师重担之前，王永志搞过导弹，研制过大型捆绑式火箭。他说，到目前为止，让他感到最幸运的事，除了“神舟”五号载人飞船发射成功外，就是他参与主持的6种新型火箭首发无一败绩。王永志坦言，搞航天这么长时间，感觉压力最大的是研制我国第一枚大推力捆绑火箭的时候。
1986年前后，国际航天发射市场出现多次失利，特别是大型卫星的运载能力出现了危机。王永志介绍说，当时我们想以“长征二号”火箭为基础，研制大推力捆绑火箭，将火箭的运载能力由原来的2.5吨提高到9.2吨，把中国的运载火箭推向国际市场。大推力捆绑火箭在1988年底被批准开始研制。我们跟外国卫星公司签订的合同，要在1990年6月30日前完成大推力捆绑火箭，否则就取消合同。
“从设计到实物，只有一年零六个月的时间！”王永志说，那段时间压力很大，吃不下，睡不着。他说，一方面研制火箭的经费不足，我们只能一边筹款一边干；另一方面许多全新的技术要加紧研制。如果18个月后拿不出来，或者推力达不到，各方面都会受到很大的损失。
凭借着中国航天人一股“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特别能攻关、特别能奉献”的精神，王永志和他的同事们硬是创造了一个奇迹：18个月的时间拿出了我国第一枚大推力捆绑火箭。
1992年，王永志肩负起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总设计师的重任。“怎样在人家飞船上天40年之后，搞出一个飞船还能让中国人民感到自豪，还能壮国威、振民心？”王永志说，“这是当年在论证决策过程中遇到的第一个重大问题，最终我们把目标锁定为三舱方案。”
“我们的飞船一起步就搞三舱方案，这是跨越式的发展。”王永志说，我们在1992年论证的时候，就把目标瞄准在当时最先进的俄罗斯“联盟—TM”飞船，这是俄罗斯第三代飞船的第二种改进型，相当于第五代飞船，当时它是世界上最先进的飞船。
这个三舱方案凝聚了王永志的智慧和心血。王永志介绍说，我们的三舱方案是有自己特点的：最前头是轨道舱，中间是返回舱，后头是推进舱。我们同“联盟—TM”最大的不同，是前头那个轨道舱。我们在轨道舱前头还有一个附加段，俄罗斯是没有的。要说赶超和跨越，这个多功能的轨道舱应该是赶超和跨越的主要标志。
面对比以前火箭研制更加复杂的系统和更多的困难，王永志再次出色地完成了这一重大任务。面对荣誉和鲜花，王永志很谦虚。他说，他只是这支杰出航天队伍的一员。
“如果有机会让您再做一次选择，您还会选择‘航天’吗？”面对记者的提问，王永志微笑着说：“再选择一次人生，当然没有这样的机会了。但如果我还能为祖国的载人航天，能为国家的国防事业再多作一些贡献，多工作几十年，这是我现在最大的愿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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