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骥才,全国政协常委、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央副主席、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执行副主席、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席、
中国小说学会会长、天津大学冯骥才文学艺术研究院院长。作品题材广泛,形式多样,已出版各种作品集近八十余种。其中《啊》、《雕花烟斗》、《高女人和她的矮丈夫》、《神鞭》、《三寸金莲》、《珍珠鸟》、《俗世奇人》等均获全国文学奖。《感谢生活》获法国“女巫奖”和“青年读物奖”,并获瑞士“蓝眼镜蛇奖”。由《炮打双灯》改编的同名电影获“夏威夷电影节”和“西班牙电影节”奖。作品被译成英、法、德、意、日、俄、荷、西等十余种文字,在海外出版各种译本三十种。
我是粉碎“四人帮”之后第一批走上文坛的作家。我和国家、民族一起经历了十年的浩劫,又经历了重大的转折,进入了改革开放的时代,所以我们这一代作家天经地义地对祖国的命运与前途怀有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这种责任贯穿着我整个的文学历程与精神历程。
我是“文革”后最早的一批伤痕文学作家。我的代表作,如《铺花的歧路》、《雕花烟斗》、《高女人和她的矮丈夫》、《啊》等一系列的作品,都产生了深广的社会影响。在改革开放时期,我写了以《神鞭》、《三寸金莲》等为代表的一系列作品。除了小说,我还从事散文、随笔、纪实文学以及剧本、诗歌等多种文学体裁的创作。这些作品已经出版的国内版本大约有100种,已经翻译成外文的作品,有俄、英、法、德、荷兰、意大利、西班牙、日文等30多种译本,在国内和国外多次获得了重要奖项。
改革开放给中国文艺家开辟了极其广阔的创作空间,使文艺家的才华得以淋漓尽致地表现。我在写作之前,有从事绘画十五年的历史。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同时又拿起了另外一支笔——继续进行绘画创作。如今我已出版画集多种,而且在国内诸多大城市和美洲、欧洲、亚洲一些国家都应邀举办了大型的个人画展,迄今已有23次。由于我的绘画融入大量的文学的情思,而被称为“现代文人画的代表”。
从90年代中期以来,我的多半时间已不再放在写作上了,而是在各种媒体、会议上大声疾呼,促使人们关注对于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同时组织了民间的一些志愿者,发动了一次又一次城市文化保护和民间文化遗产抢救的行动,渐渐地取得了人们的一些共识。在2001年,我当选了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的主席之后,又通过中国民协组织了“中国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工程”。
我在1988年当选为中国民主促进会的中央副主席,多年来一直通过政协、党派这一重要的政治组织系统,就国家层面上一些重大的经济、社会和文化等问题积极建言献策,从而使一个知识分子的责任得到了有效的体现。比如近年以来我关于民族文化保护与抢救等方面的建议,都受到了党和国家领导的高度重视。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所做的“中国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工程”,被中宣部领导批准为国家社科基金重点委托项目。此后,又得到了文化部的支持,被列入了文化部的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工程,由此我担任了文化部中国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工程领导小组的副组长和专家委员会主任。
天津大学这所历史悠久的理工科大学,为了培养学生的人文情怀,丰富原有的学科,富于创造性地建立了天津大学冯骥才文学艺术研究院,聘请我担任院长和教授。因而我在主持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工程的同时,还要着手组建研究院的学术研究与教学队伍,并筹备建立三个中心,即文学研究中心、艺术研究中心、文化研究中心。目前,摆在我面前的事情很多,却又都是责无旁贷的。我要拿出更大的精力,把这些意义非凡、责任重大的事情尽全力做好。（本报记者王燕琦采访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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