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年2月，英国《自然》杂志发表了一篇关于硬骨鱼类起源的科学论文，并将成果列为封面标题之一。有外国专家同期发表评论称这将对硬骨鱼类进化模式的解释产生重大影响。
2001年3月，《自然》再次发表文章称，无孔鱼的新发现不但支持了斑鳞鱼在整个硬骨鱼类分类系统中的祖先位置，还进一步揭示了中国南方是肉鳍鱼类的起源中心。
2002年12月，《自然》上的一篇文章再次把世界古脊椎动物研究者的目光引向中国 宁夏发现了亚洲首个鱼石螈类化石——中国螈，将亚洲地区四足动物的化石记录提前了近1亿年。
2003年8月，国际地质古生物界再次聚焦中国：《自然》发表文章，云南发现了被认为是最接近四足动物与肺鱼类共同祖先的一种生活在4亿年前的原始肉鳍鱼——张氏蝶柱鱼。
这四篇文章有一个共同的作者：朱敏。虽然今年只有38岁，可他研究化石却已经有24年了。
“无心插柳”入行地质
朱敏是我国自己培养的第一位古脊椎动物学博士，可因为读了徐迟先生的《哥德巴赫猜想》，年少时的他一心想进数学系，将来当个像陈景润那样的数学家。谁料事与愿违，高考时因为看错了一道题，他的数学考砸了，被南京大学调到了地质系古生物地层专业。谈及往事，朱敏笑着说：“我们那个时候的学生都很听话，让做什么就做什么，虽然我对地质、古生物没什么概念，甚至连什么是化石都不知道，可还是高高兴兴地去读了，若是现在，说不定就转系了。”无心插柳，让朱敏在古脊椎动物研究上一干就是二十多年，也让中国多了一位出色的古脊椎动物学家。
虽然与初衷相违，可朱敏还是学得很认真。他说：“每门学科都有它存在的价值，都有很多未解的谜题期待我们去探索、去解决。原始脊椎动物的研究结果关系到人类从鱼到人的演化历程，是世界科学界关注的焦点之一。我国经过几代科学家的努力，这方面的研究一直居于世界领先地位。我很幸运，几位老师，像张弥曼院士、周明镇院士都在国际上享有很高声誉。有这么好的老师，我怎么能不好好学呢？”
他始终记得第一次独自去野外考察的情景。为了完成博士论文，他在云南一呆就是两个多月，住在每天2元钱的招待所里，天一亮就上山找化石，天黑才回来，招待所房间的床底下摆满了他找来的化石。他笑着说：“那个时候每天忙得特别开心，找到什么都是宝。”走的时候，他特意定做了八个大木箱装化石，足有上千公斤托运回北京。辛苦付出换来丰厚回报：朱敏以全优的成绩通过博士论文答辩，有些化石到现在还能派上用场。
“钻进去”与“跳出来”
谈到个人的时候，他显得有些为难。在我的一再追问下，他想了想说：“如果一定要说个人，我觉得认真、踏实很重要。一个人，不管做哪一行都应该脚踏实地，不能急功近利。做科研工作尤其如此。任何科研成果的取得都需要长期的积累，都是建立在无数次失败之上的。如果不能持之以恒，踏踏实实地做研究，不管你天分多高，都不能取得成功。这世界上没有一定能成功的事情，可我相信，努力就有成功的希望，不努力就一点希望也没有！”
他继续说：“还有一点对我们做研究工作的人也很重要，那就是既要能‘钻’进去，也要能‘跳’出来。”他向我解释说，所谓“钻进去”就是指要成为一行的专家，所谓“跳出来”就是要了解其他专业的发展情况，不要仅仅把自己局限在一个小圈子里，“自我封闭难免江郎才尽，博采众长才能开阔思路”,只有“跳出来”，才能敏锐地抓住科技的焦点，始终立于科技发展的尖端。朱敏不仅对自己专业的信息了如指掌，对数学、地质等学科也都很关心。除了自然科学书籍，经济等社科类图书也常置于他的案头，他甚至还读过整部的《古文观止》。
让朱敏成功的因素还有一点，他没说，可我强烈地感觉到了，那就是他对这份工作的热爱。野外考察是辛苦的，往往一呆就是两三个月；野外考察也是枯燥的，为了得到一块化石，他们经常对着一块石头一坐就是几个星期；野外考察也充满了危险，朱敏经历过汽车的底盘钢板断裂的险剧，也差点被猎人放置的捕兽夹夹到。但在朱敏的形容词中，找不到“辛苦”二字，反而处处充满了喜悦。他更多的是向我描述戈壁一望无际的开阔，江南莺歌燕舞的妩媚，与自然界真正相融、物我两忘情致。所以我想，除了对这份工作的“习惯”外，对它深切的热爱也是支撑着他踏遍中国大地的原因之一。
“一切为了学科大局”
知识创新工程启动后，中科院各个研究所都开始进行机制体制改革，可古脊椎动物和古人类研究所这个在国际上享有盛誉的“老所”，改革步子却明显滞后了。
1999年12月，34岁的朱敏被推选为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所长，是当时中科院最年轻的所长。尽管他更喜欢在显微镜下修补标本，可为了更好地推动整个学科的发展，他不得不牺牲了自己的研究时间，“没办法，一切都是为了学科大局”。
上任之后，朱敏和平均年龄只有37岁的所班子把转变职工滞后的思想观念、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凝练科学目标，增强国际竞争力，把研究所办成一个开放、流动、具有国际水准的国立研究所当做工作的中心任务。他按照科学院知识创新试点工作的要求，提出“注重基础，突出重点，永争第一”的发展思路，以改革促创新。
4年多来，不仅所里的办公条件有了很大改善，全所的科技创新能力也不断提高。从2000年到2003年，全所在《自然》和《科学》杂志上共发表了27篇论文，在国际学术界产生了重要影响。美国《科学》杂志曾经发表长篇文章介绍中国古生物学近年的发展，其中对研究所取得的科研成果和改革进程给予了高度评价。
虽然如此，“其实在显微镜下修补标本是让我最快乐的事，在一点一点剥离化石围岩中，一切烦恼烟消云散。”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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