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不耕而食、不富而贵的社会阶层，士人的名声自然有值得特别强调之处。按
在古代社会公共空间相对逼仄的条件下，士人的名声很难靠“炒作”来膨胀，而只能立足于自身的实际行为真正被社会认可，再经过口口相传式的推衍普及，获得公众的赞誉。东汉的任末少习齐诗，教授京师十余年。有意思的是，任末的“出名”不是因为他的学问，而是因为他对朋友的一片真情。“友人董奉德于洛阳病亡，末乃躬推鹿车，载奉德丧致其墓所，由是知名。” 《后汉书·儒林传》 当然,一般而言,士人的名声远播更多的是靠他们的学问渊博、领袖群伦。汉光武帝时，正旦朝贺，百僚毕会。“帝令群臣能说经者更相难诘，义有不通，辄夺其席以益通者。”结果侍中戴凭一人辩无不胜，“遂重坐五十余席。故京师为之语曰：解经不穷戴侍中。”这种通过“辩论赛”获得的名声，不仅“含金量”高，而且奖赏的方式也格外有趣。想象戴凭端坐群儒之上的神态，再联系“居高声自远，非是藉秋风”的哲理诗句，人们对于“名声”一词的解读，或许就更加形象而深刻。通观史册，“国有遗贤”是历朝历代的通则，更多的“读书种子”散落民间。这一类士人的名声，恰恰因为其“处江湖之远”而显现出“名声”的更为强劲的社会影响力。东汉人孙期，“家贫，事母至孝，牧豕于大泽中，以奉养焉。”但这并没有限制他学问渊博的名声远播海内。“远人从其学者，皆执经垄畔以追之。”同样的情形还发生在魏应身上，“教授山中，徒众常数百人。”“弟子自远方至，著录数千人。”
士人本来在古代就居“四民之首”。他们道德文章方面的“名声”更使其在民众中享有特别的尊重与荣耀。宋代笃学不仕的王昭素到市场购物，“县人相靠曰：‘王先生市物，无得高取其价也。’”元人韩性，博达淹通，求学者众，“户外之履，至无所容”。他外出之时，“负者息肩，行者避道。巷夫街叟，至于童稚厮役，咸称之曰‘韩先生，韩先生’云。”更有意思的是，士人的名声甚至对于那些剪径强人也有威慑作用。元人萧惟斗，名重一方。其同乡某人暮归遇寇，危难间急中生智，谎称“我萧先生也”，“寇惊愕释去”。
士人的名声，不仅关乎个人及其家族的荣耀，在许多场合还能发挥积极的社会教化功能。清人胡方，敦崇实行，享誉一方。乡曲顽皮弟子偶有劣行被拿者，往往愿受鞭扑，而“不愿闻其事于方者”。他们的想法是：“可被他人笞，勿使胡君知。他人笞犹可，胡君愧煞我。”由此看来，名声其实也是道德教育可资利用的宝贵资源。
屈原《九章·抽思》曰：“善不由外来兮，名不可以虚作。”士人名声的形成，既要依靠自身的修养历练，更要仰仗社会民众的认可。矫情式的炒作可以热闹于一时，却不可能作用于长久。而长久与否，恰是名声价值的根本所在。在这个问题上，但愿本文所例举的先贤能给我们切实的教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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