弘扬学术 传承学脉

1926年，哲学家、逻辑学家金岳霖创办清华大学哲学系。1952年，全国高校院系调整，清华哲学系并入北大哲学系。2000年，清华哲学系重建，在短短的三年时间里，有不少论著问世。河北大学出版社以其独到的眼光和弘扬学术的胆识与气魄，与清华哲学系合作，陆续出版了“清华哲学研究系列” 《实

继承学脉发展学统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方立天

“清华哲学研究系列”的九部著作，包含了西方哲学、中国哲学、伦理学、马克思主义哲学、宗教哲学和文化哲学等哲学分支，涉及这些领域的传统研究与现实探讨、宏观综述与微观阐幽、思想比较与关系深究等丰富内容。从作品的聚焦点来看，策划者和作者的学术志向和诉求是，积极为清华哲学系教师这一学术团队积累成果，为清华哲学系的学术奠定基础，以逐渐形成自身的学术特性与学术风格。

这不免使我想起了上个世纪前半叶清华大学哲学系的学脉和学统。当时哲学系聚集了金岳霖、冯友兰、张申府、沈有鼎、张岱年、邓以蛰、王宪钧、林宰平、贺麟、潘怀素等一批著名学术前辈，其中金、冯两位先生先后担任系主任，既是清华大学的元老，也是哲学系的领军人物。他们自幼接受传统教育，具有深厚的国学造诣，后来进了新式学堂，又赴国外留学，是最早一批到西方学习哲学、获得学位回国的学者。他们学贯中西，会通古今，在二十世纪二十至四十年代开展的第一次中西哲学交流中，成为运用西方哲学方法整理、研究中国哲学，建构哲学体系的创始者。金先生最早运用西方哲学中的逻辑分析方法于中国哲学研究，创建了一个形而上学的本体论哲学体系。在1940年出版的《论道》中，金先生强调本体论体系的最高的核心范畴是中国思想的“道”这个概念，认为“道”是中国思想与情感两方面的最基本的原动力。在其哲学体系中还使用了无极、太极、理、势、情、性、体、用等诸多中国哲学概念。这都表现出作者的中国思想情结和中国语言风格。冯先生也是自觉地运用西方哲学的方法研究中国哲学的先驱者，他用逻辑分析的方法系统地研究、论述中国哲学史，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撰写两卷本《中国哲学史》。后来又通过对中国传统哲学的发掘、整理和阐释，于四十年代撰写了“贞元六书”（《新理学》、《新事论》、《新世训》、《新原人》、《新原道》、《新知言》），创立了新理学哲学体系。金、冯两先生的哲学著作，推动了中国哲学从传统进入现代化，从中国走向世界，开创了中国哲学现代化的新局面。金、冯两先生融会中西，综合创新，建立哲学体系，在中国哲学学术史上树立了不朽的丰碑。他们对中国哲学的研究与积累，对中国文化的开拓与发展，是功不可没的。

从中外文化交流的视角来看，外国文化输入中国最重要的有两次：两汉之际以来的印度佛学的传入和近现代西学东渐。应当肯定，这两次外国文化的输入都推进了中国文化的发展，推动了中国社会的进步。但是，如何对待外来文化，如何既坚持中华民族的文化精神与价值取向，又善于吸纳外来文化的先进合理内容与科学方法，在我国学术界一直争论不止。如“中西文化论战”就是贯穿二十世纪中国学术文化论争的主题，“西化思潮”与“现代新儒学”作为二十世纪两大主要思潮，相互论争几达百年之久，迄今仍在继续。我们认为，金岳霖、冯友兰先生的融会中西哲学的思想体系的创建，创造性地回应了中西文化论战，历史地反映了中国文化的新走向，其学术价值是决不能低估的。金、冯两先生对中国哲学的贡献也是清华哲学系对中国哲学的贡献，这也表明清华哲学系在近现代中国哲学转型期中的重要历史地位。

最近一个时期，一些学者对于中国究竟有无“哲学”，以及把“中国哲学”叫做“哲学”究竟有没有合法性的问题感到焦虑。在有些学者看来，“现代意义上的‘中国哲学’的建立，是通过引进西方的‘哲学’观念及其所代表的一整套学术范式，从而实现由传统的经学研究模式向现代的哲学研究模式的转换来完成的。在这种转换中，西方的学术范式处于主动的、支配的地位，而中国传统思想则在很大程度上成为了被处理的材料。这就出现了一个问题：对于中国哲学来说，西方哲学概念及其方法的引进，建立的究竟是‘（西方）哲学在中国’，还是‘中国哲学’本身？更进一步说，西方‘哲学’是我们诠释中国传统思想的一种恰当的方式吗？我们是否可以或者应当以‘西方哲学’之‘规’、‘矩’来规范‘中国哲学’之‘方’、‘圆’呢？正是在此种意义上，‘中国哲学的合法性’成了一个问题。”（魏长宝：《中国哲学的“合法性”焦虑——学术期刊的一个哲学热门话题》，载2003年11月27日《光明日报》C1版）我们认为，在检讨与审视中国哲学的“合法性”问题时，最应当关注的是西方哲学方法的合理性、中国哲学内容的主体性以及运用西方哲学方法研究中国哲学内容的有效性。而在这些方面，我认为金岳霖和冯友兰两位先生的著作，客观上似乎是为“中国哲学的合法性”问题提供了一个肯定性的答案。

在“清华哲学研究系列”丛书中，较早面世的是《信仰与理性——中世纪基督教文化的兴衰》（2001年11月），而较晚面世的是《亚里士多德·理性·自由》（2003年9月）。前书作者田薇是我的学生，后书作者汪子嵩则是我的老师，这使我对丛书的出版备感亲切，也使我联想到自己与清华大学哲学系学统的亲密关系。上世纪五十年代后期，我在北京大学哲学系念书，为我们讲“中国哲学史”的就是冯友兰先生，那是冯先生最后一次为本科生上课，先生上课的生动情景至今仍历历在目。我是班上的“中国哲学史”课的课代表，与先生有稍多一点的接触和请教机会。“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我与从清华来北大的张岱年先生接触增多，先生给我诸多教诲、启示、支持和鼓励，使我终生难忘。冯、张两位老师研究中国哲学史的理路、方法和风格都深深地影响了我，对我的中国哲学史研究理路具有直接的决定作用。写到这里，一股难以控制的感激之情涌上心头，我深深地感谢两位老师对我的教养和教益。相对而言，清华哲学系注重哲学体系，北大哲学系则重视哲学史。在我看来，冯、张两位先生则兼具两系的学统，既重哲学体系，也重哲学史。我所在的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也形成了一个重理论、重现实的学统。我认为，综合不同哲学系的学统中的优长，结合自身的特点，经过创造性的转化，形成一种独特的学术风格，这对于现今哲学系及其学者，都是十分有益的。

复建后的清华哲学系，拥有一批素质十分优秀的中青年教师，他们专业知识扎实，学术视野开阔，而且朝气蓬勃，奋发有为，可以预期，他们必将继承以前清华哲学系的学脉，不断创新，不断前进，丰富和发展以往的学统，使清华哲学系再现辉煌，更加辉煌。

《BEING与西方哲学传统》读后

北京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赵敦华

近年来，哲学界围绕Being的意义问题而发表文章的作者既有西方哲学的研究者，也有马克思主义哲学和中国传统哲学的研究者；他们从各自的角度，对Being的意义以及与其相应的中文概念，发表了很多精彩的意见，如果相互讨论切磋，本来可以形成一个哲学热点问题。但事实却非如此，论述这一问题的作者很少注意别人的意见，更没有分辨自己的意见与别人意见的同或异,没有深入讨论产生这些同或异的理由是什么。孤立地看，他们意见中的大多数都是“言之成理，持之有故”的不刊之论，但从整体上看，这些意见基本上是“自说自话”的独白，缺乏对话，没有彼此间的参照。对于同样的主题发表了数量众多的文章，但却没有展开学术争论，形成学术上的热点问题。

为了引起学术界对Being的意义问题的共同兴趣，宋继杰博士在清华大学哲学系和中华外国哲学史学会的支持下，把近年来发表的相关论文和译文集辑成书，分上下两卷，以《BEING与西方哲学传统》为题结集出版。该书对于打破学术麻木的僵局，促进哲学界关于Being的意义问题的深入讨论，很有意义。我在读了此书之后，深感Being的意义问题，不但是西方哲学的一个核心问题，也是当代中国哲学的一个重要问题。现在，只要用汉语讨论这一问题，由于本书的存在，就不能再像过去那样，可以在不参照别人的观点（这些观点大都收入此书）的情况下，自说自话了。

中国学者关注Being的意义，虽然还只是近十年的事情，但早在20世纪40年代，陈康先生就指出了正确理解西方Being的意义的重要性。他说：“根本困难乃是on和它的动词einai以及拉丁、英、法、德文里和它们相当的字皆非中文所能译，因为中文中无一词的外延是这样广大的。比如‘有’乃中文里外延最广大的一词，但‘有’不足以翻译on或einai等等。”他的理由是，“有”相当于希腊文echein（即英文having），它是亚里士多德的范畴中的一个属性范围（现译为“所有”或“状态”），只有一个说明on的意义的较为次要的范畴。他建议对此类词采用音译的方法，比如，把Ontologie音译为“翁陀罗已”，将Sein音译为“洒殷”（见《陈康：论希腊哲学》，汪子嵩、王太庆编，商务印书馆1990年版，第436页注释① 。陈先生的高足汪子嵩、王太庆先生主张，用“是”翻译西文动词tobe，用“是者”翻译其名词形式Being。“是”在中文中不是哲学概念，中文中甚至没有“是者”这一词汇。两位先生之所以主张启用这两个术语，是认识到在中国哲学中没有一个与西方哲学中这一意义极其重要的概念相对应的概念的情况下，只能采用直译的方法；直译所用的术语虽然冷僻，但却忠实地表达了Being的原义。否则，用现有的概念来翻译，虽然“达”或“雅”，但却没有满足“信”这一翻译的基本要求。如果人们在读到通顺的译文时，觉得西方传统的形而上学家表达的是与我们中国哲学家或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所说的相似的或相反的道理，那可不是一件妙事。相反，如果我们对表面上看似乎不太通顺的句子多一些思索和理解，那么，冷僻词的使用也未尝没有好处。

王太庆先生在正式发表他的主张之前，曾与笔者有过多次讨论。我虽然同意引入新的中文词汇翻译和表达西方Being的意义，但不同意用“是者”完全取代“有”和“存在”，而认为三者可以并存，各有各的意义。在Being的意义问题上，这可以说是第四种主张。虽然我与王先生的主张有所不同，但觉得与他的讨论对我的观点的形成获益良多，我不能单独发表自己的观点。王先生也有同感。1992年，我们两人在《学人》第四辑上分别发表了两篇论文,阐述各自的主张和理由。在文章的结尾处，都向对方表示了谢意。但遗憾的是，在收入本论文集时，只保留了王先生对我的谢意，却删去了我对王先生的谢意。尤其是王先生已经谢世，我更有责任表明他在此问题上作出的重要贡献，包括对我的重要帮助。

1992年之后，国内出现了不少关于Being的意义的文章，使我们感到意外。更令人意外的是，不但西方哲学的研究者关注这一问题，研究中国哲学和马克思主义的学者也关注这一问题。但仔细一想，这也是意料之中的事情，因为中国当代哲学已经不能离开西方哲学这一重要的参照系，对Being这一西方哲学的核心概念的理解，不可避免地影响到对中国当代哲学性质和对象的理解。

从本论文集收集的各种观点来看，中国学者对于Being的意义，至少有下列五种观点。

1.Being的一般意义是“存在”。如韩林河的文章“何谓存在”所示。最近，孙周兴更为明确地说：“近年来有不少学者主张把名词的on,Sein,Being译为‘是’，把Ontologie（我们译为‘存在论’）译为‘是论’。可谓用心良苦，但不待说，这种做法丝毫没有改变汉语本身的非语法特征，比如说，并不能使汉语具备词类的形式转换功能，因而对于增进义理的理解并无多少益处。”（孙周兴《形而上学问题》，《江苏社会科学》，2003年第5期，注［5］）

2.Being的一般意义是“有”。如叶秀山、邓晓芒文章所示。

3.Being的一般意义是“是者”。如王路等人文章所示。（另见王路《是与真》，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俞宣孟《本体论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4.Being在希腊哲学中的一般意义是“是者”,对Being在全部哲学史中是否有一般意义的问题，存而不论。如汪子嵩、王太庆文章所示。

5.不论在西方哲学史上，还是在希腊哲学中，Being都没有一般意义，“有”、“存在”、“是者”三种译法各有合理性，应该根据具体情况选择合理的译法。

这些观点虽然各不相同，但研究者同意，语言是思想的直接现实。哲学家的思想自觉地或不自觉地以他所使用的语言用法为思考对象。Being之所以成为西方哲学最高的、最普遍的对象，与“是”动词在西方语言中的广泛用法和系词承担的基本的逻辑功能，是密不可分的。当代中国人在从事哲学研究时，不管从事西方哲学，还是中国传统哲学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都必须关注Being的意义问题。

比如，对Being的意义理解，涉及到对中国传统哲学性质的理解。西方学者对此一种流行的解释，认为古代汉语中系词的用法不发达，反映了中国人的逻辑思维不发达，中国古代哲学中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形而上学，即以Being为对象的、以逻辑论证为方法的思想体系。对此，英国汉学家葛拉汉（A.C.Graham）指出：“古汉语的句法接近于符号逻辑，它有一个存在量词‘有’，这避免把‘存在’误读为谓词，并和系词（包括表示等同、关系的特殊系词）区别开来。”虽然“古汉语在主词和形容词的谓词之间不用系词，并且没有一个系词的共同符号”，但却可以用各种单词和词组替代系词的连接作用。”（A.C.Graham,Disputers of the Tao,La Salle Open Court,1989,p412）。葛拉汉的阐释可以导致两个结论：第一，是否使用“是”作为系词，与是否具有逻辑思维并无必然联系；第二，中国哲学的对象与系词“是”无关，并不能说明中国哲学中没有形而上学的成分，也不能因此而断定中西形而上学性质不同、研究对象不同，两者没有可比性。我们现在选择什么中文术语来理解和表达Being，实际上是对这两个结论做出肯定性或否定性的回应。如果把Being理解为中国古代哲学常用概念“有”，或中国现代哲学常用概念“存在”，恰恰表胆了中西形而上学之间有着共同性和可比性；如果把Being仅仅理解为“是者”，那么很可能因为“是者”不是中国哲学的概念而否认中西形而上学之间的共同性和可比性。

继往开来的实绩

复旦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张汝伦

“清华哲学研究系列”给我印象较深的当数唐文明博士的《与命与仁——原始儒家伦理精神与现代性问题》。儒家传统与现代性的问题并不是一个新问题，但却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前辈学者如钱穆、新儒家诸子和其他人都探讨过这个问题，当代学者涉猎此问题的也不少，这是一个现代中国学者无法回避的问题。唐著固然还不能完全摆脱某些流行的做法，如以海德格尔的话语系统来论说中国的传统思想，时时让人有摁着牛头饮水的感觉。前辈学者的某些论述思路与论述方式的影响也很明显。但作者对所要处理的问题的确有自己的想法，并且想得较深，因而也就立论明确而坚决，有见解，有识断，如称“我反对将原始儒家理解为道德主义。道德主义不仅降低了儒家思想的文化品格，而且无力真正回应现时代的挑战”。通篇分析比较细致，阐述反复详尽，显示出作者的哲学素养与气质。

由于现有的学术体制条块分割不尽合理，遂产生在大学文科的某些学科，如哲学学科，中西学问截然分家的怪现象。研究中国哲学的人没有读过《巴门尼德斯篇》和研究西方哲学的人没有读过《传习录》的现象十分普遍。中西皆通在很大程度上还只是理想。唐著毕竟是试图以自己的思路来探索传统思想重生的途径和摆脱现代困境的出路。《与命与仁》这本书的最大价值在于它体现了现代中国哲学发展应取的方向，这就是融贯古今中西及别的思想文化，思考我们面临的重大而普遍的问题。

韦正翔的《软和平：国际政治中的强权与道德》涉及的不仅是重大的理论问题，而且也是重大的现实问题。在当今世界，强权就是公理的逻辑不但没有绝迹，而且有时甚至表现得肆无忌惮，以至于人们会怀疑，在国际关系中究竟有没有道德的地位。韦著就是一部系统讨论这一问题的力作。它在详尽介绍西方主要的国际政治思想流派、国际关系和国际法理论的基础上，剖析了目前国际强权的内容与实质，以及美国外交政策的两面性。尽管作者对当前国际政治的强权实质有清醒的认识，但却坚持即使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也不应该放弃国际政治与国际关系中的道德诉求。

与《与命与仁》作者一样，韦正翔也不满足于仅仅介绍西方的有关理论，而是敢于提出自己的见解。例如，对我们经常使用的“多极化”之“极”，她就提出了不同的看法，认为由于这种词在西方国际政治中有其特殊的含义，因而不能随便使用。我们现在习惯的用法不妥。又如作者针对西方政治理论中“硬和平”的概念大胆提出“软和平”的概念，以此来论证必须在国际政治中坚持道德的立场，都值得称道。作者同样对自己所要处理的问题领域十分熟悉，思路之清晰，分析之细致，都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和《与命与仁》一样，《软和平：国际政治中的强权与道德》一书除了本身的价值外，还有学科拓展的意义。这本书既是研究国际政治，又是研究国际法和国际政治伦理学的著作，既体现了作者宽阔的理论视域，又体现了作者在研究过程中实现的学科交叉与融合。这也正是哲学研究和其他人文科学研究今后发展的方向。

长久以来，在“黑暗的中世纪”这种简单化偏见的影响下，我们对西方中世纪文化的研究是很不够的。往往以简单的否定代替了客观仔细的研究。这种情况至今尚未得到根本的改变。因此，“清华哲学研究系列”中两部专门研究中世纪西方思想文化的著作就格外引起我的注意。王晓朝教授的《教父学研究——文化视野下的教父哲学》在掌握大量资料的基础上，对基督教教父哲学作了系统的梳理与介绍，为我国大陆教父哲学研究奠定了基础。田薇副教授的《信仰与理性》一书则在借鉴了国外学者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欧洲中世纪的基督教文化作了实事求是的介绍。我相信，凡是仔细读过这本书的人，都会改变对“黑暗的中世纪”的看法；而且会觉得欧洲中世纪文化同样有不少值得称道之处。

最近一二十年，存在论问题始终是我国哲学界的一个热门话题。之所以热门，不仅是因为这个问题本身重要，也因为Being（存在）这个概念在汉语中找不到非常合适的对应词。因此，关于这个概念应该如何理解如何翻译，以及西方学者关于存在问题的论述，一直为我国学者所重视，所关注。宋继杰博士主编的《BEING与西方哲学传统》（上、下卷）一书为我们在汉语语境下研究存在论问题提供了一部非常及时而有用的文选。该书上卷收集了我国学者研究存在论问题的重要成果；下卷则收集了我国学者介绍论述重要的西方哲学家存在论思想的论文。

唐少杰副教授的《实践的哲学与哲学的实践》是他的一部论文集，主要论述马克思主义哲学及其相关问题。作为新一代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者，作者的视野比较开阔，问题意识也很明显。在他那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已经完全摆脱了学院哲学的束缚，而能贴近现实的重要问题。

汪子嵩先生是我国研究古希腊哲学的前辈，虽已退休，但这十几年来一直活跃在古希腊哲学的研究领域。他的论文集《亚里士多德·理性·自由》一半是他最近这十几年的研究结晶；一半是他对师友的回忆，非常值得一读。作为清华的老校友，汪先生的这本书也为“清华哲学研究系列”增色不少。

总之，“清华哲学研究系列”让我们看到了一个新的清华哲学系正在崛起，人们有理由相信它在不太远的将来将跻身于中国最好的哲学系之列。先师王玖兴先生在生命的最后一段日子里还向我提起当年沈有鼎先生的理想——在中国建世界一流的哲学系。谨以此理想与清华同行共勉。

重建清华哲学学派的尝试

中山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任剑涛

20世纪前期在中国思想舞台上辉煌一时的清华哲学学派，给我们一种中国人还可以将传统思想与现代哲学做成功对接的希望感。可以说，这一时期清华哲学学派的活动，是现代中国哲学界难得的光荣记忆。从汉语哲学的独创性建构视角看，作为清华哲学学派主将之一的金岳霖撰写的《论道》与《知识论》是值得称道的。前者通过对中国传统道论的西方哲学式整理，将新实在论与传统本体论沟通，被哲学界中人称为“本体论复兴之兆”。后者通过对现代认识论的逻辑化梳理，被哲学界中人誉为“在很大程度上突破了实证主义的框架”。清华哲学学派的另一主将冯友兰，则撰写了两卷本《中国哲学史》和“贞元六书”。前者对中国传统哲学思想资源进行了系统整理，使得他足以在一个西方哲学的清晰理路中，建立起“中国哲学”的理论合法性。后者则是他在新实在论的指引下申述自己具有独创性的哲学见解，创立“新理学”哲学体系之作。金岳霖与冯友兰的创造性哲学致思，已经可以作为清华哲学学派的光荣标志了。加上张申府、沈有鼎、张岱年、贺麟等人在清华哲学系的哲学工作以及获得的丰硕成果，简直将作为汉语现代学科的哲学成功地植于汉语思想土壤之中。在1952年的院系调整中，清华哲学系被取消了。几乎在半个世纪里，清华园没有了哲学的身影。直到20世纪末，清华哲学系才在“努力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浪潮中得以重建。就是在获得清华哲学研究重新出发的历史起点上，清华哲学系的同仁便与河北大学出版社携手，编辑出版旨在体现清华哲学研究当代水准的“清华哲学研究系列”和《清华哲学年鉴》。迄今，“清华哲学研究系列”已经出版了九本著作，《清华哲学年鉴》也已经编辑出版了三本。概观这十来部学术著述，体会编辑者与出版者的苦心孤诣，这两个系列的哲学著作的出版发行，就是要重建清华哲学学派。这从三个方面可以获得证明。

首先，从两个系列编者的编辑意图上看，直接地表现出清华哲学学派的重建意图。清华哲学系的组织者，自觉地接续20世纪50年代以前清华哲学学派的“学统”。他们尽力将这种“学统”内在的学脉延贯下来，并自觉认作他们从事汉语哲学致思所必须努力传承的宝贵学术资源。从学术史的角度看，一个学派的延贯，依赖于学派的传承者对于学派学统的认同。没有对于学派取得的学术成就的认同，就不可能形成延续学派学统的愿望，也就不可能将学派的学术传统发扬光大。跨世纪的这一代清华哲学研究组织者对于上个世纪的那一代清华哲学学人的学术认同，恰恰是他们今天努力以汉语操练哲学、并以清华哲学系的“哲学研究系列”这个有组织的形式，来出版两套哲学著述的潜在精神动力。这一点可以从两套连续出版物的编辑总序和编辑手记中明确得到印证。没有学派的建构自觉就没有学派的成立，从这一意义上讲，当下清华哲学学派的学派自觉，是他们得以接续学派传统并加以当代重建的学术活动基础。

其次，从著作者的写作立意和著作的哲学学科关涉、哲学著述水准来看，也体现了他们试图接续清华哲学学派“学统”并努力达到较高的研究境界的明显愿望。《清华哲学年鉴》以国内习见的哲学学科来组稿，论文涉及领域具有广阔性，而且论文质量相对有保证，是国内哲学年鉴中质量较为上乘的出版物。从西方哲学之作为中国哲学的典范学科来看，清华哲学系列体现出清华哲学人从事西方哲学研究的雄厚基础。《BEING与西方哲学传统》将西方哲学研究的现代焦点问题在汉语哲学界操练的重要作品集合起来，给相关研究者带来便利不说，而且整理之功甚为显著。希腊哲学研究专家汪子嵩撰著的《亚里士多德·理性·自由》无疑是同类著作中值得人们注意的作品。宗教哲学的研究也是清华哲学系的强项，《信仰与理性——中世纪基督教文化的兴衰》、《教父学研究——文化视野下的教父哲学》是具有相当水准的宗教哲学研究著作。《与命与仁——原始儒家伦理精神与现代性问题》尽管是一篇博士论文，但其思想的闪光点比比皆是。《“中学”与“西学”——重新解读现代中国学术史》对于中西之间诞生中国现代学术的解读富有韵味。即使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著述方面，清华哲学人也努力将马克思主义做创造性的研究，《实践的哲学与哲学的实践》是一个标志。

再次，从清华哲学研究的著作发布与清华哲学学科发展布局与态势上看，清华哲学研究正以良性的运作显示出复苏的迹象。从现代学派的一般发展史可以知晓，一个学派成系统的著作的出版，常常只是这个学派依托的机构的思想活动和组织运转的一个表象。在这个表象之下，蕴涵着复杂的组织整合和社会筛选、认可过程。清华哲学研究著作得以不断出版所依赖的组织条件，就是清华哲学系组织者富有成效的研究与出版组织工作。这种整合工作对于清华哲学系系统地展示自己的研究成绩具有重要的价值。与此同时，清华哲学系与河北大学出版社的出版互动，则构成清华哲学系能够展示自己研究成果的社会条件。没有出版社的见识和眼光，我们也无缘看到清华哲学研究著述，也就无法对清华哲学学派的重建表达我们的期望之情。一个学派的建立或重建，依赖于与学术发展相关的组织机构的积极支持与介入，河北大学出版社在清华哲学学派重建尝试过程中发挥的积极作用，是值得赞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