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学术史的进程中，清朝中期是一个不同凡响的时代，学术文化的“会归”和“穴结”伴随“盛世”悄然而现，而最能展现其“会归”和“穴结”特色的当是《四库全书》的纂修。在这场气象宏大的学术文化总结中，身为总纂官的纪昀是一个颇为引人注目的学术巨人。
纪昀（1724—1805年），直隶献县（今河北献县
《四库全书》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一部丛书，囊括了清朝乾隆以前中国历史上的主要文史百科典籍。纂修如此巨制鸿篇，组织和人选是关键。为了如期如愿完成大业，清廷特设四库馆，任命总裁主管馆事，总裁之下又设总纂官，总揽编纂事宜；又设总阅官、总校官总管各书的审定工作。总纂官下设纂修官，分管具体书籍的编纂、审定以及辑佚、编写提要、查勘违碍书籍等。此外，还设有督催官，分管督促编书、抄书工作。参与四库馆修书者人数众多，且多为乾隆时期第一流的学者。然而没有一个能博古通今、众望所归的大学者总揽全局，也难成大业。因此，四库馆开设之始，大学士刘统勋就大力举荐纪昀担此重任。纪昀以总纂官的角色，总揽纂修全局事宜，于“繁简不一，条理纷繁”之中，“撮举大纲”，“斟酌综核”，为《四库全书》纂修工程中出力最巨者。陆锡熊和孙士毅也曾任总纂官，但孙士毅任职短暂，陆锡熊入馆较晚而又早逝，“始终其事而总其成者”唯有纪昀。
在总纂《四库全书》期间，纪昀夙兴夜寐，殚十年之力于修书伟业，常常是“鲸钟方警，启蓬馆以晨登；鹤籥严关，焚兰膏以夜继”。按照《四库全书》的纂修步骤，各纂修官先对分管书籍予以初步清理、甄别和考校，在此基础上为每种书籍撰写提要初稿（分纂稿），叙述书籍作者的生平事迹、内容要旨以及在学术上的是非得失，并注明该书应刻、应抄或应存等处理意见，集中送到总纂官纪昀和陆锡熊审阅。纪昀和陆锡熊根据纂修官提出的“应刊刻”、“应抄录”、“酌存目”、“勿庸存目”等不同意见，检稽原书，决定各书的取舍录存与否。经过乾隆帝过目钦定之后，应收录的书籍送至武英殿缮书处逐一进行抄录。然后对纂修官撰写的各书提要分纂稿进行认真细致的考订，从作者的年代、爵里、生平事迹到著作的内容要旨、长短得失，乃至别本异文、典籍源流，都在分纂稿的基础上，或增或删，或分或合，反复予以修订。就连各分纂稿的行文，也是字斟句酌，再三润饰。经过纪昀“笔削考校，一手删定”，原来行文风格不尽相同、评说有失偏颇的分纂稿“无不灿然可观”。最后按照经史子集四部分类体例，通盘筹划，排比编次，纂成独具特色的《四库全书总目》二百卷。
《四库全书》和《四库全书总目》毫无疑问是集体智慧的结晶，但纪昀在其中所起的关键作用丝毫不可忽视。以《总目》而言，全书行文风格一致，思想主旨贯通，都昭示了纪昀“笔削一贯”的重要作用。四库馆总阅官朱珪在纪昀墓志铭中写道：“公馆书局，笔削考核，一手删定为《全书总目》。”张维屏《听松庐文钞》云：“或言纪文达公（昀）博览淹贯，何以不著书？余曰：文达一生精力，具见于《四库全书提要》，又何必更著书！”“一手裁定”、“一手删定”、“一手编注”《总目》或者说纪昀“一生精力，萃于《提要》一书”，都说明纪昀对《总目》所倾注的心血得到时人和后人的公认。从这个意义上说，《总目》最大限度地反映了纪昀的学术文化思想就不是什么无本之木了。正如黄云眉所言：“就形式观之，《提要》似为多人心血之结晶品，其实此书经纪氏之增窜删改、整齐画一而后，多人之意志已不可见，所可见者，纪氏一人之主张而已。”
纪昀总纂的《四库全书》和一手删定的《总目》问世以来，得到历代学者的高度赞誉。阮元说：“高宗纯皇帝命辑《四库全书》，公（纪昀）总其成，凡六经传注之得失，诸史记载之异同，子集之支分派别，罔不抉奥提纲，溯源彻委。所撰定《总目提要》多至万余种，考古必求诸是，持论务得其平允。”江藩指出：“《四库全书提要》、《简明目录》皆出公手，大而经史子集，以及医卜词曲之类，其评论抉奥阐幽，词明理正，识力在王仲宝、阮孝绪之上，可谓通儒也。”有目共睹的学术价值还使得这部大著的文化影响历久不绝。晚清张之洞对读书士人谈到：“今为诸生指一良师，将《四库全书提要》读一过，即略知学问门径矣。”对该书有精深研究的余嘉锡说：“《提要》之作前所未有，可为读书之门径，学者舍此，莫由问津。”他还谈到清朝嘉道以后通儒辈出，“莫不资其津逮”，将其奉作指南，“功既巨矣，用亦弘矣”。他对《总目》的缺点多有指摘，但也承认自己“略知学术门径，实受《总目》之赐”。
纪昀在四库馆修书十年，“自始至终，无一息之间”，其辛劳不言而喻，却也是人生收获颇丰的十年。他既为恰逢“王事适我”的历史机遇而欣慰，又为“期于世事有补”愿望的实现而自豪。正如他在《自题校勘四库书砚》诗中所云：“检校牙签十余万，濡毫滴渴玉蟾蜍。汗青头白休相笑，曾读人间未见书。”“曾读人间未见书”只是一个表象，纪昀和他的同仁们为中国学术文化树立的一座丰碑才是看不见的永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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