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前代相比，魏晋时代在中国历史的发展中多少有点“另类”。无论是哲学还是诗学，都逸出了前代轨道，而成为后人前驱，惟此引起中外学者的瞩目。在众多的研究成果中，刘运好教授的《魏晋哲学与诗学》无疑是十分值得注意的。
魏晋思想的多元化，使这个时代的哲学与诗学空前地绚丽多彩。《魏晋哲学与诗学》也
犹如魏晋哲学与诗学本身所透出的醉人新意，作者的研究也裹挟着扑面而来的新鲜气息。如作者论魏晋哲学产生的逻辑起点，作者认为，魏晋哲学的逻辑起点是三国经学，这一理论提出的本身极富有学术建设意义，表现了可贵的学术勇气，而且三国经学向为治经学者所忽略，从皮锡瑞、蒋伯潜、廖平到今人周予负，均论述寥寥。作者爬梳剔理，钩沉索隐，不仅昭示了魏晋哲学产生的逻辑起点，而且将三国经学学者、经学著作，经学渊源、经学特点揭橥于世，从而填补了经学研究史上的学术空白。其次表现在推陈出新上。在前贤与时哲已经开拓的领域中运好君也能够自出机杼，化腐朽为神奇。如论竹林七贤对传统文化哲学的解构，中期玄学思想由崇儒融道到援儒入玄的发展过程，“声无哀乐”的主体超越意识与“得意忘象”的客体超越意识等等，这些学术命题虽然时有论及，但是运好君以其深刻的理论思辨，独特的逻辑分析，翻新出奇，新意迭见。尤其对郭象《庄子注》是否窃自向秀这一千古疑案的考辨，通过对所钩稽材料的辨析、对比，得出的结论非常令人心服，特别显现了作者扎实的学术根底和严谨的思辨能力。
该书之所以论旧题也新意迭出，其原因之一，就是所取研究视角的新颖。如上所及，一般研究魏晋玄学很少注意其产生的逻辑起点，即使偶有涉及，也多从社会结构和社会思潮的变化着眼，很少从哲学发展的内在逻辑上加以说明。该书作者溯源求本，从玄学产生的逻辑起点入手，剥丝抽茧，显示了作者独特的研究视角。而研究玄学本身时，又始终从文学研究的视野探讨魏晋玄学，特别注意考察魏晋玄学对魏晋士人心理与行为的影响，昭示文学审美理念产生的哲学渊源，同样也表现出一个独特的研究视角。
综观《魏晋哲学与诗学》全书，既有宏观抽象，又有微观分析。作者除对历史文献具有钩沉考索的沉潜之力外，还善于跳出纷繁复杂的文献材料，在宏观上准确地把握这一时期哲学与诗学发展的基本走向。全书对魏晋士风与文学的论述所占篇幅并不多，但是作者将魏晋士风与文学的基本特点概括为：“突破秦汉以皇权为核心的帝国文化模式，由依附皇权转向依附政治集团，由主体意识的社会化转向主体意识的心灵化，由追求生命价值转向追求生命情调。”实在是力透纸背的警策之论。而以崇儒融道、援儒入玄、回归儒学概括西晋玄学思想发展三阶段，以追求现实的超越与心灵的超越概括正始诗学理论与诗风的基本特点，也表现出对这一时期断面的宏观抽象，同样显现了这一特点。作者对作家作品的研究往往只是以个案的形式出现，即便如此，也表现出作者对文学的独特领悟。如作者认为阮籍、嵇康的诗境都具有“清远”的特色，但是嵇诗透出“超逸潇洒的意趣情调，风格以空灵为主”，阮诗挂着“现实羁缚的沉重，风格以质实为多”；陆机“既是建安风骨的继承者，又是建安风骨的解构者”，等等，都立论深刻，别具慧心。
《魏晋哲学与诗学》刘运好著安徽大学出版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