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40年代末诞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开辟了中国历史的新纪元，也谱写了世界历史的新篇章。
横空出世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结束了一百多年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压迫、奴役中国人民的历史，实现了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站起来了的中国人民，从此走进当家作主的新时代：中国人民一方面开始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谋求国家繁荣富强和人民共同富裕；另一方面冲破了帝国主义的东方战线，推动了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争取解放的斗争，改变了国际政治格局。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中华人民共和国为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发挥着别国无法替代的作用。
然而，中华人民共和国来之不易。它是自鸦片战争以来，千百万革命先烈前仆后继、抛头洒血的奋斗成果；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后，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同国民党（1927年后主要是蒋介石集团）联合—决裂—再联合—再决裂，直到把蒋介石集团排除在外，联合一切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和全国人民一道，筹建新中国的胜利结局。
“重建国家”的最初尝试
中华民族在五千多年的历史进程中，以勤劳和智慧创造了独领风骚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为人类社会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只是在16世纪以后，由于封建统治的日趋腐朽而逐渐落伍了。19世纪中叶，英国用鸦片和炮舰打破中国大门以后，西方列强同投降卖国的封建势力沆瀣一气，把中国拖入战乱、分裂和贫弱的深渊。然而，帝国主义同封建势力相勾结，变中国为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的过程，也正是中国人民奋起抗争、救亡图存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辛亥革命具有承前启后的作用。
辛亥革命虽然开创了反帝反封建的民族民主革命，结束了清王朝的统治和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树起了民主共和的旗帜，但由于领导革命的资产阶级先天软弱，不可能将革命进行到底。革命先行者孙中山迫于内外敌人的压力，不得不把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让给表面“拥护”共和、暗地谋求帝制的北洋军阀头目袁世凯。昙花一现的资产阶级共和国向孙中山和国人提出了一个尖锐问题：为什么这个方案不能改变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1917年列宁领导俄国十月革命成功的现实，使困惑乃至绝望的孙中山茅塞顿开，认识到“法、美共和国皆旧式的，今日惟俄国为新式的，吾人今日当造成一最新式的共和国”（《孙中山全集》第6卷，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56页）。这为他后来同共产党合作“改造国家”埋下了伏笔。
十月革命也给高举民主和科学的旗帜向封建主义猛烈开火的新文化运动主将送来了更加先进的思想武器。1919年的“五四”爱国运动更为一部分先进的中国人探索中国的出路提供了广阔天地。在这场反帝反封建的爱国运动中，独立登上政治舞台的中国工人阶级显示出扭转乾坤的伟大力量，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从这个阶级身上看到了国家的前途和希望，开始自觉地到他们中间传播马克思主义。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了。
中国共产党一诞生，就肩负起领导中国“改换方向”的重任。1921年7月23日召开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制定的纲领就提出：“以无产阶级革命军队推翻资产阶级，由劳动阶级重建国家。”但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如何“重建国家”，还不十分明确。1922年7月召开的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确认，中国共产党作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并接受其领导。大会通过对国情的分析，制定了革命分两步走的纲领。最高纲领是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最低纲领是推翻帝国主义压迫，实现中华民族完全独立；打倒封建军阀，建立真正的民主共和国。为了实现最低纲领，大会强调“共产党应该出来联合全国革新党派，组织民主的联合战线，以扫清封建军阀推翻帝国主义的压迫，建设真正民主政治的独立国家为职志。”（《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66页）在共产国际指导下，中共于1923年6月召开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重点讨论国共两党合作问题。在《关于国民运动及国民党问题的议决案》中，号召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通过党内合作，“努力扩大国民党的组织于全中国，使全中国革命分子集中于国民党，以应目前中国国民革命之需要。”（同前，第147—148页）
与此同时，孙中山在共产国际推动下也作出了国共两党合作并改组国民党的决定。1924年1月，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大会确立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并对三民主义作了新的解释，实际上接受了共产党的最低纲领并把它作为国共两党合作的共同纲领。孙中山鉴于辛亥革命“只有革命党的奋斗，没有革命军的奋斗”的失败教训，在大会期间决定创办为“改造国家”服务的军校（即后来的黄埔军校）。大会还确认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国共两党合作后，国民革命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生机和活力。工人运动从1923年二七惨案后的低谷走向高潮，掀起了五卅运动和省港大罢工；农民运动则势如破竹，湖南、湖北、江西等省尤为迅猛。工农运动的高涨，为巩固广东革命根据地和进行北伐战争提供了有力支持。1925年7月，国民党把孙中山先前在广州建立的大元帅府改为国民政府，随后又把黄埔军校校军和驻粤地方军统一改编为国民革命军。1926年5月，国民革命军开始北伐，仅用10个月就从广州打到武汉、南京和上海，消灭了北洋军阀直、皖两系主力，占领了江南。在北伐的高潮中，国民政府还收回了汉口、九江的英国租界。年底，国民政府从广州迁往武汉。正当北伐战争可望渡江北上直捣北洋政府老巢之时，手握军权的蒋介石集团背叛孙中山遗志，发动反革命政变，在南京另立国民政府，将共产党在国共两党合作中，通过党内合作方式争取“站在国民党中心地位”，再通过国民革命“重建国家”的最初尝试浸入血泊之中。
从“工农武装割据”到中华苏维埃共和国
从血泊中站起来的共产党人，只好单独承担“重建国家”的使命。1927年8月1日，根据中共中央决定，以周恩来为首的前敌委员会率领经过北伐战争洗礼的部分国民革命军在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拉开了领导革命战争、创建人民军队和武装夺取政权的序幕。
南昌起义后第六天，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紧急会议（即八七会议），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起义的总方针。会后，毛泽东奉命回湖南改组省委并领导湘赣边界秋收起义。9月，由于攻打城镇失利，毛泽东毅然改变原定会攻长沙的部署，率领部队转入江西农村，途经永新县三湾村进行政治改编，然后把“支部建在连上”的新型工农武装带到宁冈县茅坪，开展土地革命、武装斗争和政权建设三位一体的“工农武装割据”。1927年11月，按照苏联的苏维埃模式，在茶陵县建立起第一个工农兵政权。1928年4月下旬，朱德、陈毅率领南昌起义保留下的部队连同湘南武装暴动的农民，开到井冈山与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部队会师，加强了政权和根据地建设的军事后盾。在茶陵、遂川、宁岗、永新、酃县、莲花六县建立工农兵苏维埃政府的基础上，5月下旬在茅坪建立了湘赣边工农兵苏维埃政府，统一领导井冈山地区的土地革命。为了打破国民党反动派的军事“会剿”和经济封锁，毛泽东、朱德于1929年1月率红军主力向赣南闽西挺进，把土地革命和政权建设推向更广阔的区域。到1931年7月第三次反“围剿”胜利，赣南闽西地区已经成为拥有21座县城、5万平方公里土地、250万人口的中央根据地。与此同时，湘鄂西、鄂豫皖、闽浙赣、湘鄂赣、湘赣、左右江、东江、琼崖等根据地也先后建立了苏维埃政权。这种形势的变化，证明了毛泽东关于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理论的正确和实践的成功。
为了对各根据地的政权建设和土地革命加强领导，1931年11月7日至20日在江西瑞金召开了第一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宣布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大会通过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规定，中华苏维埃政权是“工人和农民的民主专政的国家”，全部政权“属于工人、农民、红军兵士及一切劳苦民众”。“最高政权为全国工农兵会议（苏维埃）的大会，在大会的闭会期间，全国苏维埃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为最高政权机关”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7册，第772－773页 。大会还通过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土地法令》、《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劳动法》、《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关于经济政策的决定》、《红军问题决议案》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政府对外宣言》等法律文献。通过选举，产生了由63人组成的全国最高政权机关，即苏维埃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毛泽东任主席。同时设立处理日常政务、发布法令和决议案的人民委员会即临时中央政府，毛泽东兼任主席。大会还决定将瑞金更名为瑞京，作为首都。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是共产党直接领导和全面管理国家的第一次尝试。尽管它“还是一个不完全的国家”，“距离一个完全的国家形态还很远”（《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30页），有些政策违背国情，甚至连名称都是套用苏联的，但在国体和政体上却以崭新的形象出现在政治舞台上，同蒋介石集团执政的中华民国分庭抗礼，标志着共产党在“重建国家”道路上迈出了可贵的一步。不幸的是，这时由于中共党内高层决策犯了“左”倾错误，导致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中共中央不得不于1934年10月实行战略转移，率领红军进行长征。
高举建立民主联合政府的旗帜
1935年10月，中央结束长征，胜利到达陕北。11月底，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和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联合发表《抗日救国宣言》，声明愿意同抗日反蒋的一切政治派别、武装队伍、社会团体组织“抗日联军和国防政府”。12月，中共中央在瓦窑堡举行政治局会议，讨论通过《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强调“为了使民族统一战线得到更加广大的与强有力的基础，苏维埃工农共和国及其中央政府宣告，把自己改变为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0册，第609－610页）。1936年12月，中共中央以中华民族利益为重，和平解决了西安事变。为了共图抗日大业，中共中央于1937年2月10日致电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如果国民党把共产党提出的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等“五项要求”定为国策，共产党则实行“四项保证”：停止武力推翻国民党政府；苏维埃政府改名为中华民国特区政府，红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特区实行彻底的民主制度；停止没收地主土地。1937年7月7日，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为了适应形势变化的要求，七七事变后第八天，中共中央就派周恩来等同国民党进行谈判，向蒋介石提交《中国共产党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9月22日，国民党中央通讯社播发了这项宣言。23日，蒋介石在庐山发表谈话，声明“对于国内任何党派，只要诚意救国，愿在国民革命抗战御侮的旗帜下共同奋斗者，政府自无不纳”，承认了共产党的合法地位。宣言和谈话的发表标志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和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的开始。但与第一次合作不同的是，这次合作是在共产党有了军队、政权和根据地的前提下，同国民党实行平等的党外联合。
1939年1月，根据国民参政会制定的省、市参议会组织条例，陕甘宁边区召开第一届参议会，审议通过《陕甘宁边区抗战时期施政纲领》和《陕甘宁边区各级参议会组织条例》、《陕甘宁边区各级政府组织条例》等施政文件，按照“三三制”原则选举参议会和政府领导成员，体现了民主联合政府的特色。1940年1月，毛泽东在总结这一时期政权建设经验时指出：“在抗日战争中，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各个抗日根据地内建立起来的抗日民主政权，乃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权，它既不是资产阶级一个阶级的政权，也不是无产阶级一个阶级的政权，而是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几个革命阶级联合起来的政权。”（《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48页）在陕甘宁边区的带动下，晋察冀、晋冀豫、晋绥、冀鲁豫、豫鄂边、山东、皖东北、皖东、皖江、苏南、苏中、苏北、东江、琼崖等根据地也建立了边区或相当省、县级抗日民主政权。虽然它们发展得并不平衡，但大体相近的政治体制、经济结构和文化政策，则为进一步探索“重建国家”积累了新鲜经验。
国共两党实现第二次合作后，双方的斗争并未结束。斗争的焦点在于：是国民党坚持一党专政，包办国民大会，实行专制独裁？还是召开党派会议，成立临时联合政府，战后再召集国民大会成立正式联合政府？共产党首次要求国民党结束一党专政，由各党派组织联合政府，是1944年9月林伯渠在重庆国民参政会三届三次会议上提出的。10月10日，周恩来在延安纪念辛亥革命33周年的演说中，重申“中国共产党人主张由国民政府立即召集全国各方代表，开紧急国事会议，取消一党专政，成立联合政府”，强调这是“全国民主的真正起点”（《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4册，第364、365页）。为了实现这一主张，共产党专门同国民党以及美国总统私人代表进行谈判，起草了《延安协定草案》，但遭到蒋介石否定。
为了夺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并在战后建立一个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和富强的国家，1945年4月23日至6月11日，中共在延安召开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心议题是：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打败日本侵略者，解放全国人民，建立新民主主义的中国。毛泽东在会上作政治报告，题目就是《论联合政府》，强调为了建立新中国，当时重要而迫切的任务是建立民主联合政府。同时号召各解放区人民“尽可能迅速地在延安召开中国解放区人民代表会议，以便讨论各解放区的行动，加强各解放区的抗日工作，援助国民党统治区人民的抗日民主运动，援助沦陷区人民的地下军运动，促进全国人民的团结和联合政府的成立”（《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1092页）。7月，在延安成立了中国解放区人民代表会议筹备委员会，筹划有关事宜。后因忙于受理日本投降，会议未能召开。但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从维护一党专政的立场出发，极力反对共产党关于成立联合政府的主张。5月5日至21日，国民党召开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对于中共问题之议决案》，诬蔑“中共一贯坚持其武装割据，借以破坏抗战”，“最近更变本加厉，提出联合政府口号并阴谋制造其所谓‘解放区代表会议’，企图颠覆政府，危害国家”。蒋介石集团的行动表明，抗日战争胜利后国共两党围绕建国问题的斗争将更加尖锐和激烈。
迎接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
抗战胜利后，蒋介石在国内外呼吁和平建国的舆论压力下，为了赢得时间发动内战，抢夺抗战胜利果实，连续三次电邀毛泽东赴重庆共商国家大计。为了争取和平途径建立民主联合政府，以局部的让步换取在全国的合法地位，毛泽东偕周恩来、王若飞等前往重庆进行谈判。双方于10月10日签署《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即《双十协定》），暂时就和平建国基本方针、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和平建国方案、政治民主化、党派平等合法化等问题取得一致意见，但在解放区政权取舍和人民军队整编等关键问题上未能达成协议。而毫无诚意的国民党在谈判伊始就派军队向解放区进攻，企图以武力强迫共产党就范。中共则针锋相对，组织人民自卫战争，对国民党军队的进攻坚决予以还击。陷于被动的国民党，在美国总统特使马歇尔的调解下，不得不接受共产党的建议，签订停战协定，召开政治协商会议。但是，停战协定墨迹未干，政协会议余音还在，国民党就在1946年6月出兵围攻鄂豫边宣化店，以进攻中原解放区为突破口，发起全面内战。接着将共产党和民主党派抛在一边，在南京召开由国民党一手包办的“国民大会”。1947年3月，又限令共产党从北平、南京、上海、重庆等地撤回谈判代表，彻底关闭政治解决两党矛盾的大门。共产党在和平建国无望的情况下，一面动员人民变自卫战争为解放战争，一面继续高举建立民主联合政府的旗帜。
1947年夏秋，解放战争从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急转直下的革命形势，敲响了南京国民政府的丧钟。10月10日，毛泽东在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起草的宣言中，首次提出“联合工农兵学商各被压迫阶级、各人民团体、各民主党派、各少数民族、各地华侨和其他爱国分子，组成民族统一战线，打倒蒋介石独裁政府，成立民主联合政府”。1948年冬和1949年春，经过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和解放南京，国民党反动统治彻底垮台已成定局。1949年3月5日至13日，中共中央召开七届二中全会，批准政治局关于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建立民主联合政府的建议。4月30日，中共中央在纪念五一节的口号中，进一步提出“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这一口号得到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界人士和海外侨胞的热烈响应。国内政治生活以此为起点，开创了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的根本制度。
1949年6月15日至19日，由提出和赞成五一节口号的23个单位、134名代表组成的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在北平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通过《新政协筹备会组织条例》，推选毛泽东等21人为常务委员会成员。常委会又推选毛泽东为主任，周恩来、李济深、沈钧儒、郭沫若、陈叔通为副主任，李维汉为秘书长。常委会下设六个工作小组，分头拟定参加新政协的单位和代表名额，起草新政协组织条例和共同纲领，拟定政府方案，起草宣言，拟定国旗、国徽和国歌方案。在筹备工作进行中，毛泽东发表《论人民民主专政》，全面总结中国革命的历史经验，着重阐述了资产阶级共和国让位给人民共和国的历史必然性和人民民主专政思想，指出中国要建立的政权是工人阶级（经过共产党）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这篇名著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为即将诞生的新中国奠定了理论基础和政策基础。经过三个月的紧张工作，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于9月21日在北平开幕。参加会议的有中国共产党、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各人民团体、各地区、各民族和海外华侨代表共622人。在普选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之前，这次会议代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职权。会议通过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为新中国的政权机关、军事制度、经济政策、文教政策和外交政策制定了原则，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和颁布宪法之前，是全国各党各派、各界各族人民共同遵守的立国大宪章。会议还通过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组织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以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宣言》。会议决定国名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北平为首都并改名北京，采用公元纪年，以《义勇军进行曲》为代国歌、五星红旗为国旗。会议选举毛泽东为主席，朱德、刘少奇、宋庆龄、李济深、张澜、高岗为副主席，周恩来等56人为委员，组成中央人民政府；又选举以毛泽东为主席、由180名委员组成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会议于9月30日闭幕。当晚，参加会议的全体代表在天安门广场举行人民英雄纪念碑奠基典礼。
1949年10月1日，首都30万人聚集天安门广场，举行震撼世界的开国大典。毛泽东按动电钮升起第一面五星红旗，向世界庄严宣读《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公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本政府为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中国历史从此进入了一个革故鼎新的时代，中国人民开始以新的制度和新的形象向世界展示新的生机和新的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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