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不觉《历史研究》已经办了50年，作为从创刊号开始的老读者以及经常投稿的老作者，自然不免有若干沧桑之感。
在我早年印象中，《历史研究》仿佛是一座史学殿堂，从第一期开始就以严谨
但是这个殿堂并非高不可攀，它通过学术讨论把各个年龄段的优良成果都吸引进来，特别是注意提携出道未久的年轻学者。现今被许多人认为是不屑一顾的史学讨论的“五朵金花”，虽然存在着历史条件和认知水平的局限，然而当时确实活跃了学术氛围，形成了自由讨论风气。即以中国近代史分期问题讨论而言，尽管已有范文澜、胡绳等名家撰文在先，但同时也刊登了当时尚属年轻的戴逸的长篇的争鸣文章，就连我们这些远离京师的小人物的一孔之见也都给以刊布。特别是在争论中直来直去，丝毫不讲客套，给我留下极为美好的印象。
但是，就历史学科建设的长远效应而言，更为重要的恐怕还是优良学风的示范与倡导。黎澍接手主编以后，特别发表范老《反对放空炮》一文，提倡切切实实研究，纠正空谈浮夸之风，确实起了拨乱反正的作用。《历史研究》发表的文章绝大多数都言之成理，持之有故。五十年来，编辑部人员虽然换了好多茬，但这一优良传统始终得到保持。特别是近些年纠正浮躁学风，《历史研究》更为明显地起了表率作用。刊物与其所从属的学科一样，生命活力全在于勇于创新。《历史研究》貌似持重求稳，然而在关键时刻却也敢于直面重大问题，刊发观点鲜明的争论文章，文革前如历史主义与阶级观点之争，文革后如近代史线索之争、洋务运动之争，特别是黎澍发动的历史动力之争等等，无疑都不断推动了史学的持续发展。
创新还表现为大胆发现新人，大胆起用新人，包括尽管备受争议而确有真才实学、真知灼见的新人及其新作。在这方面黎澍已经为我们树立了良好榜样，希望今后的主政者也能继承与发扬，这样刊物才能永葆青春并洋溢活力。
不过《历史研究》最使我心烦的，就是那幅改来改去总改不过来的老面孔。说白一点就如同清朝“馆阁体”书法，方方正正，中规中矩，严肃有余，活泼不足。名刊可能有名刊的包袱，正如老字号有老字号的墨守。我衷心希望《历史研究》能够放下包袱，屏弃墨守，不仅在选题、内容上拓展空间，而且在栏目版式方面也要有所革新。
《历史研究》在众多史学刊物中具有无可置疑的重要地位。中国是个史学大国，在世界范围的史学发展过程中，《历史研究》应该有自己的定位与特色，既要关注当代西方史学的最新趋向，并且从中吸取必要的启发与借鉴；同时也不可单纯追随西方的热门论题、话语，应该努力促进真正具有中国气派的现代与传统相衔接的优良史学体系的形成与发展，从而力争走在世界史学潮流的前沿。《历史研究》还应该关注现实，关注社会，关注当今世界一些关系人类命运与历史走向的重大问题，诸如人文精神、道德规范、国际格局、环境资源、宗教民族等等举世关注的紧迫问题。21世纪的人类首先应该考虑人与人如何和谐相处？人与自然如何和谐相处？这不仅是一个国家的大事，而且是整个世界的头等大事。在这些全球性的大课题的研究与讨论中，应该让人们听到历史学家的声音。《历史研究》应该为关注这些现实重大问题的中外学者提供讲坛，这不是历史学家急于自我表现，而是各个学科成员都应履行的历史职责。
古人说：“车轻道近，鞭策不用；鞭策所用，道远任重。”我愿与《历史研究》的编者、作者、读者与所有关心当今史学发展的人们以此语共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