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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文坛出现了现实主义创作回归的势头。更多的作家、编辑和刊物,把目光从过去的富商巨贾、美女豪宅,转向了工厂、农村、城镇普通群众的日常生活。文艺理论界和文学评论界也开始反思前些年的创作状况,有人提出“开放的现实主义”之说。
一、奔跑在现实主义道路上
1 一批文学刊物不约而同地,把描写的笔触从过去的富商巨贾、美女豪宅、写字楼酒吧间,转向了工厂、农村、城镇的普通公务员、农民工、下岗工人、离退休人员和广大人民群众的日常生活。如《中华文学选刊》的中篇小说《好日子》 作者曹多勇 、《钟山》的中篇小说《小女人》 作者叶弥 、《花城》的长篇小说《被世俗绑架》 作者周瑾 、《小说界》的长篇小说《三人行》 作者叶开 等,都因其真切地表达了人民群众的关心所在、情感所系,得到了读者的热烈欢迎。
2 几大文学名牌刊物都报来发行量上升的好消息,主编们说,他们是“奔跑在现实主义道路上,把为作家办刊改为将读者放在第一位。”《北京文学》自从推出“现实中国”、“天下中文”两个突出时代感和现实感的栏目以后,以多种文学样式刊发了有关教育、法制、环保、健康、民工、独生子女、赡养老人、三峡移民、反腐倡廉等一批贴近生活、贴近现实、贴近群众的优秀作品,大得民心,销量上升,过去只能孤独躺在邮局的刊物,现在喜气洋洋地攀上了地铁、机场、火车站汽车站的候车室,以及全市的主要报刊亭。《当代》最近完成的读者调查也说明问题 以前最不受欢迎的“纪实报告文学栏目”,到2003年一变而成为“最受欢迎”,其原因在于连续刊发了《矿难如麻》 作者长江 、《中国知青终结》 作者邓贤 等一批及时报告当下百姓生活百态的优秀作品。今年第一期刊发的长篇小说《警察与流氓》,尽管作者程琳是个新手,但因本质地描写了我国公安战士的生活故事,又赢得一片赞扬声。有读者致信编辑部 “我们发现文学有可看的了。”
3 一批被称之为“现实主义题材”的书籍人气飙升,越来越多地获得了界内界外的广泛认可。长篇小说《市长日记》 河南文艺出版社出版 最近被中国书刊发行业协会评为2003年度全国优秀畅销书,其作者是河南专业作家焦述,曾挂职河南济源市副市长,主管三峡移民工作,这部依此题材而创作的书一面市即引起注意,3个月内重印了3次。以《天网》、《生死抉择》、《十面埋伏》而受到读者热捧的山西作协主席张平,近日又拿出了一部塑造新型政治家形象的长篇小说《国家干部》,再次受到喝彩,签名售书时被读者团团围住。河北作家孙惠芬的长篇系列小说《歇马山庄》写了一群改革开放背景下的农村青年,形象真实,亲切可感,也有很好的社会反响。
4 文学理论界也开始重新打量自己,检点这些年来文学创作和评论、理论的得失。前不久在北京召开的“2003年文学回顾研讨会”上,一批理论家鲜明地提出“文学与现实的关系依然是文学界的困惑”。他们严肃指出,目前的文学创作虽然不可谓不繁荣,但厚重的、引领时代精神的作品还偏少,描写普通大众百姓的作品偏少,作家缺乏深刻体验,评论家缺乏强硬的追问,精神和责任感的匮乏是十分严重的,由此造成了文学艺术水准愈益降低,这既是理论问题,也是创作实践问题。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2月17日《文艺报》发表了《敢问作家 我们还存留了多少文学精神 》一文,作者雷体沛指出 “作家们在向世俗化的现实生活妥协与认同、放弃自己神圣职责而同普通谋生者等同的同时,开始逐步把文学推出了文学之所是的领域―――精神,从而使文学失去了自身的色彩,异变为人们日常性的消费品。”该文指名道姓批评了包括获得茅盾文学奖的一批作品。这种真正意义上的文学批评已是多年不见了,立刻打破了文学批评的沉默,被文坛人士争相传阅。
以上种种,可否得出一个结论 现实主义文学传统正在强势回归
二、对消费主义文化不能推波助澜
当记者提出此问题时,不少作家、编辑和评论家马上回答 “是这样的。”说这话时,他们的欣然之情溢于言表。
毋庸置疑,这些年的文坛非常繁荣,每年出版的文学作品之多超过了历史上任何时期,也不乏好作品,作家们和编辑们都在努力。但置身于社会大变革的激流险滩中,商业主义、消费主义、享乐主义、金钱至上主义的浪头一浪高过一浪地打来,正如评论家刘润为指出的 “资本对文学的控制力发展速度之快达到了惊人的程度。相当一部分作家、评论家及编辑都被金钱牵着鼻子走。”此情势亦使出版界产生错觉,一些出版社只顾跟在市场屁股后面急惶惶地跑,对消费主义文化推波助澜;接下来环环相扣的必然结果,是读者又被这种铺天盖地的狂潮所裹挟,像追花逐蜜的蜜蜂一样紧紧叮住时尚的尾巴,一时竟共同合力,形成“消费文化”之势。
况且,这种消费主义类型的“软文化”,一没危害国家安全,二没凶杀暴力色情,三没构成精神污染,四没触犯法律,不过就是有点“香、软、酥、麻”,主管单位禁止不得,只能停留在引导的立场,在很大程度上只能靠读者自己的精神向度加以选择了。而现在的读者以城市白领青年居多,他们的生活背景本来就相对丰饶,享乐主义的土壤相对丰厚,再这么一而再、再而三地施以软性的粉色肥料,其文化精神的趋向就可想而知。
糟糕的是有些作家包括著名作家,也失去了某种把握,陷入“商业利润”的囹圄里,或大唱商女之调,炮制三角四角多角的无聊故事;或小我自恋,以美女美男、身体裸体相招摇;或埋头书斋,一味求索××主义的写作技巧;而对此,一堆著名的“红包评论家”早已司空见惯,只要给酬金,照样吹捧不休……难怪雷体沛大声断喝道 “当下的中国文学在具有强烈商品意识的作家们手中,已经不再具有精神的挑战性。文学在失去昔日的精神和灵气的同时,获得了庸常的世俗性,成为沉沦、适应的代名词。”
所以,这次现实主义创作风格的强势回归,使思想文化界的众多人士都击掌叫好。他们纷纷指出,真正的文学承担着对国家、社会、民族和弱势群体的责任,而不只是个人的人生和情感体验。每一个作家、学者,不能视自己为独立的个体,而应该具有超越金钱的力量,对时代发挥知识分子的作用。
三、提倡开放的现实主义
《当代》编辑部副主任、作家周昌义对此问题的思考,视角和胸襟都更宽广一些,也更有深度。他兴奋地对记者说 当下能出现这个强势现实主义的创作局面,好就好在这是作家们内心的自觉需求,是在整个国家日益深入的经济改革、关注困难群众和注重民生的大背景下,自下而上、由里到外的、实实在在的创作行为,而不是停留在某种号召上的虚招。
他说,不断前进的时代背景和发展的社会空间,使现实主义具有了无比丰富的表达性,成为最能跟读者沟通的文学样式。一大批作家被激发起来了,实话实说,跟读者直接交流,不再玩任何技巧和手段。“新的创作高潮已经水到渠成,不用再说文坛不景气了。”
据一家书店的一次调查,认同现实主义创作风格的读者,喜欢读跟他们的生活息息相关作品的读者,高达97%以上。前一段时间读者的疏远文学,不是由于他们撇下文学去挣钱,而是文学脱离了他们的生活,首先疏远了他们。近年来随着我国整体经济水平的提高和20多年教育成果的显现,全社会文化水平有了很大提高,读书和买书的人越来越多,前景将会变得越来越光明,写作正在其时,作家会不够用,关键是,文学要把好创作的方向盘。
记者注意到,这里还有一个怎么写的问题,虚假现实主义、庸俗现实主义、非本质现实主义等等,都是我们要警惕的。举个例子,日前记者无意间听到一首描写北京的歌,大意是说在北京,有胡同、有槐树、有四合院、有炸酱面豆汁豌豆黄……无疑,这首歌算流行文化中的上品,主调是鲜明的,是想歌吟古都北京的种种神韵。可是听来听去,就是没有历史的雄音和文化的高度―――比如北京人不仅是天桥的百姓,更有众多的大师巨擘、专家学者,他们所代表的高度才可称得上是北京的高度;再者,除了阴柔之美,北京也是阳刚的,历史风云曾在这里激荡出多少可歌可泣的辉煌！因此,这种表达仍然缺乏现实主义的深度。
评论家阎纲指出 当前的文学形势是作家要表现,政府要宣传,读者要审美,书商要赚钱。在这种错综复杂的局面下,我建议提倡“开放的现实主义”。这既是自下而上的,有责任感的作家不会无视社会的重大变革而独善其身;同时也是自上而下的,党中央倡导的“求真务实”作风已经深入作家之心,推动着上下结合,上下同心,共同向着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奋力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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