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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社的人和事

2004-04-08 来源:光明日报 作者:□王昕 我有话说

《南社研究》孙之梅著人民文学出版社

文人结社之风由来甚久,这种带着农耕文明烙印的风气,如

今自然已经不大时兴,倒是一个个文人之间的“小圈子”里,党同伐异、互相吹捧的劲头还约略带有社盟的意思。不过在日益小资化、中产化的社会里,是连所谓的“圈子”的概念也一并渐渐淡化了的。这自然是好事。创作毕竟是私人的、个性化的事。靠运动、靠行政命令不行;靠声气相投、互为羽翼地鼓吹,间或能成大的声势,却也出不了大作品,这是中外文学史都曾证明了的。文人社盟算是文人们搞出大声势的传统方式,明末有复社、几社,清末民初有南社。

讲到南社,因为盛事不远,耆旧仍存。

从1909年成立到1923年解散,南社历时十数年,成员1100余位,其中不但包括了毛泽东的诗友――被郭沫若评价为:“典型的诗人,有热烈的感情,豪华的才气,卓越的器识,随着时代的进步而进步”的柳亚子,还有苏曼殊、林庚白、马君武、周桂笙、包天笑等新旧学界在近代文化史上鼎鼎大名的诸多才俊。

孙之梅先生的《南社研究》,在我看来,正是一部于水落霜降、烟云散去的情形下,挥动着理性的刀笔,解剖历史、探询真相的研究性专著。所谓研究性专著,就要梳理出事件发生的理路,不以一己的好恶去逆推历史人物处境和感受,所以就要有冷静深透的眼光,要广泛地占有资料,还要视野开阔、论述客观。

本书的一大特点是以诗证史,文史互证。作者以“南社柱石柳亚子”为题,分两章探析了柳亚子在南社发展史上的作用。通过《磨剑室诗词集》中柳亚子同南社诸子的倡和酬答之作,梳理勾勒出南社名家之间的交际往还的历史,并不忘于中发掘阐释众多诗作的思想、艺术的美感。通过历史事件与诗文描述的有机结合,一方面发掘隐微、解析疑团;另一方面借此揭示出诗人们面对时局时内心世界的纤细颤动和独特的感受。作者别裁诗作以证史论,将南社的历史,诗人们的传奇经历和其间的苦闷悲愤交织成一部诗史。本书的第二个特点是深化了对南社文学创作和文人个体的研究。南社材料丰富而庞杂,统观详考起来的工作量相当地艰巨。作者将庞大的南社文人团体按社员的地理分布,划分出了江浙、岭南、湖湘三个文化圈;指出这三个区域正是明末“几复风流”广被之处,有着先天的文化传统。这就从纵向和横向两个方面,抓住了问题的核心。即南社文化精神同明末的文人团体几社、复社之间深厚的文化渊源关系;南社的大纛之下,何以能聚集那么多的一时才俊,组成那么庞大的文学社团。

过去人们往往是把南社作为一个政治团体,把《南社丛刻》作为文献资料来对待。关于南社诗歌的研究也基本局限于其革命性方面,很少有涉及诗人心灵和情感世界的研究。本书则揭示了在复杂背景之下,诗人内心的矛盾和情感颤动,尤其出色地阐释了南社诗人在民国以后的心理路程与创伤。

南社在继承明遗民的志节的同时,对明末思想家们卓立千古的思想与学术精髓却是忽略的,发散着过了时的“名士气”的南社文人,始终是“诗的”、“浪漫的”,也有些同时局不搭调。比如吃饭做诗的雅集方式、比如捧戏子、比如吵架,鲁迅就因为不喜欢“南社作风”,只作了挂名的社员,却不曾有什么表现。挂名的社员多了大圈子也变成了小圈子,热闹只是外头的架子罢了。所以一旦反袁胜利、民国“回复”,凝聚南社的文化精神既已不存,南社也就走向了解体,唐宋诗之争只是现象罢了。

虽然人们总是抱怨政治对文坛的左右,遗憾文人的结社每每“以社局为朝局”、“以朝局为社局”。不过从南社的命运看来,除开了政治,文人也难有同仇敌忾的由头,难免内讧、甚或翻脸。复社、几社到南社,在这方面也可算是一脉相承的文化传统了吧?可惜作者在这方面没有多动几铲子挖一挖,否则这倒是一个有意思的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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