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炜在《中国社会科学》2004年第2期撰文指出，应对有效需求不足、启动经济自主增长的关键是投资乘数，即边际消费倾向。但受多种因素的影响，储蓄的过量漏损问题――收入过多转化为储蓄而又不能被投资所吸纳的状态――一直未从体制性约束的角度得到重视。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随着市场机制的逐步确立，以及传统体
制因素对需求的明显制约，投资、消费膨胀的内在动力已明显不足。“九五”期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为11.2％，城乡居民储蓄存款的增速为17.3％，储蓄增速比投资增速高5.1个百分点。国内储蓄未能充分转化为实际投资，表明经济增长中存在严重的投资压抑。2002年上述两项指标分别为16.1％和17.8％，投资与储蓄差距的缩小源于国有投资的迅速增长，但居民可支配收入仅增长10％，表明储蓄增量不仅来自于居民增收，还有相当一部分来自居民的“超储蓄”。储蓄的过量漏损意味着平均消费倾向的长期下降和民间投资意愿的足。当消费的总体性制约和结构性制约交织在一起时，收入增长的结果必然是储蓄倾向的强化，是消费――储蓄结构的不合理和储蓄――投资转化的不畅。消费环节成为整个市场机制传导链条上的“瓶颈”，使积极财政无法实现预期的传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