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简•爱》到伍尔夫

2004-04-13　来源：光明日报　作者:阎立 孔德琴（作者单位分别为合肥工业大学、淮南师范学院 我有话说

从《简・爱》到伍尔夫，自然不是英国女性文学的起点和终点。然而这一过程虽只存在不到一百年的时间，却足可窥见英国女性文学在内容、形式等诸多方面从幼稚到成熟的进程。不仅仅局限于英国，这一进程蕴涵着女性文学发展的典型意义。

英国女性写作开始于18世纪，那是一些有一定自由和闲暇的贵族妇女，除了抒

写显而易见的不平之气之外，艺术上几乎乏善可陈。19世纪初，以简・奥斯汀为代表的小说创作逐渐兴起。在那一时期，女性的生活和命运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她们的婚姻。奥斯汀便是从恋爱婚姻角度下出发，以诙谐、讽刺的笔触，为传统婚姻绘制了一幅令人啼笑皆非的“漫画”。即使是这样，19世纪初英国女性小说创作的兴起，也是以无数法律上、政治上改变为前导的。在此之前的16、17世纪，英国的诗歌和戏剧曾十分繁荣，但是女性是无声沉默的。因为文学史听不见她们的声音。文学作品中，那些不胜枚举，丰富深刻的女性形象，几乎全是由男性作家创造的。《简・爱》诞生的19世纪中叶，一个中上阶层的妇女写作，依然被当作是有悖常理的事情。她们的作品也常常会受到艺术批评之外的各种嘲笑和攻击。所以，《简・爱》最初是用“柯勒・贝尔”这样一个典型男性化的笔名出版的。夏洛蒂・勃朗特掩饰自己的女性身份，固然是为作品出版而采取的一种策略，同时也是对现状的无奈屈服。可这一切并未能掩盖作家出众的文学才华在那样一个老套的爱情故事背后所焕发出的激情。简・爱几乎完全生活在她的家庭和情感之中，除了中产阶级的客厅场景之外，其他所有经验的大门都是关闭的。因为受了限制，她内心的激情和力量更趋有力――全部倾注到这样的断言中：“我爱，我恨，我痛苦。”由始至终，她都在迫不及待的倾诉自己所经历的种种生活和爱情的苦难，以及她时刻都在承受着的不平等压抑。激荡在人物内心里的愤懑与其说是简・爱的，其实很显然属于夏洛蒂，这种自我倾诉的愿望如此强烈，以至于直接导致了作品结局那样戏剧性的快意的报复。作者不惜放弃了她的现实主义原则，来发泄她对现实处境的不满。《简・爱》的成就是显而易见的，它塑造简・爱这样一个生机勃勃、善于思考、敢于叛逆的女性形象。“她”的特征跟以往那些男性作家笔下的从属于男性理想规范的英国女性是完全不同的。简・爱第一次呐喊出了属于女性自己的声音。然而从女性文学发展的阶段性来看，《简・爱》还处于初级阶段，即“以揭示两性不平等为内容，以争取社会、经济、婚姻、家庭诸领域中的女性平等权利为主题，但在确立女性自身的文学话语方面尚缺乏明晰的意识。”（伍原恺《存在的瞬间》）。因此，《简・爱》的局限也是显而易见的。夏洛蒂・勃朗特急于表达自己的“愤愤不平”，对她自己提出的“女性命题”缺乏理性的更深刻的思考，几乎完全凭借作家狭窄的生活经验和内心激情来写作，损害了主题的深刻性。

到了20世纪初期，英国社会生活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妇女的职业各种各样，选择感情的方式也多种多样，女性的外部环境和内心世界正趋于多样化。女权运动和关于女权的理论方兴未艾。这样的社会环境为才情卓著的弗吉尼亚・伍尔夫浮出水面奠定了基础。与身处英国北部约克郡荒原的夏洛蒂不同，伍尔夫出身贵族，生活于英国知识精英的家庭。成年后，她的家是自由派知识分子团体“布卢姆斯伯里”的活动中心，她经常参与他们的关于艺术、美学及社会政治问题的讨论。深受知识环境浸润的伍尔夫较少受到一般女性所承受的不平等压抑，这使她的文学观念和创作一开始就能跳出自传性质的巢臼，以较为平和、宽广的目光审视女性主题。

作为一个作家，她的文学观念与她的女性立场是息息相关的。基于广泛的阅读和对英国社会现状的考察，她撰写了大量的文学评论和随笔阐述自己的女性观，其中包含女性文学经典之作《自己的房间》，提出了一系列需要迫切解决的妇女问题：女性的价值和地位何在？女性怎样获得真正的独立？男女两性的关系为何如此不平等以及如何达到最终的统一。这些随笔对上述的每一个问题都做了深入的研究并给出了明确的结论，其中的许多著名命题，如“房子里的天使”、“自己的房间”、“妇女和小说”等，至今依然是女性主义研究者热衷的话题。不仅如此，她最杰出的文学作品《到灯塔去》也是对自己的女性观的具体诠释。这篇小说出版于1927年，主人公拉姆齐夫妇是以伍尔夫自己的父母为原型塑造的。拉姆齐先生是哲学教授，剑桥知识分子，具有过度理性化的思想方式和精神气质，在他的心智构架中，世界被简化为一个个明确的事实，却没有给予感情、直觉、想象应有的位置。他在知识领域中德高望重，却常常被想成为天才而不得的挫败感折磨。这导致了他精神上的自私和以自我为中心，不断要求妻子无尽的同情、抚慰和崇拜。同时他还是家庭中的暴君。拉姆齐夫人却代表了属于女性的另一种心智结构。她具有感应和透视理解他人心灵的天赋，时刻准备着为丈夫和孩子牺牲奉献自己的温柔和爱，并以此为生活的目标，她扮演着男性社会为她规定的角色――家庭里的贤妻良母和社交场合的优雅主妇，她为此被消耗殆尽。她是个圣母型或天使型的女性。伍尔夫愤慨地指出“这样的房子中的天使”在19世纪英国每一所中产阶级的房子中都有一位。通过这篇小说，伍尔夫展示了拉姆齐夫妇间巨大的差距和尖锐的对比，并认为这代表着两性之间的冲突。她否定了以拉姆齐先生为代表的男性价值观和思维方式，同时，对“房子里的天使”拉姆齐夫人也进行了批判性的审视和反思，认为这类人物的纯洁、柔顺是以自我的缺失为前提的，甘心掩饰自己来突出男性的生活价值观，不足为取。女性也应有自己的独立人格和生活目标来实现自我价值。伍尔夫同时又赞美拉姆齐夫人身上感性直觉的气质，认为女性应珍视自身的禀赋来对抗男性的话语霸权。很显然，《到灯塔去》是一部文学作品，更是一篇女性主义宣言。

从伍尔夫的创作实践来看，她无疑是现实主义传统的革新者。她将心灵、情感、本能、直觉视为女性精神气质和自然天性的体现，以对照男性理性主义的缺陷，主张文学创作应透过表面的“物质主义”直达人物心灵中不为人所知的隐秘之处，即应遵循“精神主义”的原则。她认为内心生活（记忆、感觉、体验、思绪、无意识的欲望）更能代表生命的本质，对于文学家而言，更具有价值和意义。她摒弃了男性作家们擅长的反映社会生活深度和广度的“物质主义”创作方法，转向精神世界，创作了《墙上的斑点》这样的意识流小说。作者偶然瞥见了墙上的一个斑点，从而激发了一连串意识的流动，想象它是原来的房客挂画时留下的痕迹，也可能是一片夏天残留的玫瑰花瓣，一个类似古冢的凸出的圆形物体，木板上的裂纹，还是一只蜗牛！每一种假设都引起了作者的浮想联翩。《墙上的斑点》完全表现出了伍尔夫轻灵流动的语言风格和超脱“物质”自由飞翔的文学思绪，肯定了人的精神活动比枯燥的现实更生动、丰富。因此，这篇小说的意义已超出了现代派小说对传统现实主义的反判这样的单纯的文学范畴，它实际上论证并实践了伍尔夫在《到灯塔去》中肯定的女性的精神特质。她的文学革新也是对文学上男性话语霸权的有意识的批判。纵观伍尔夫一生的创作，无论作为女性对于男权社会而言，还是作为革新者对文学传统而言，她都处于与主流的男权相对立的边缘地位上，这正是她十分珍视的“局外人”的立场。

如果说夏洛蒂・勃朗特和《简・爱》还处于女性文学的初级阶段上的话，伍尔夫已发展到“对女性自身的精神气质和女性话语建设的高度重视，同时致力于确定这两者在文学活动中的地位”（《存在的瞬间》）这样的新阶段，相对于她所处的20世纪上半叶的时代而言，她的女性观念和文学实践都具有超前的现代性。从夏洛蒂到伍尔夫的进步，不只是文学表现题材和手段上的自然演进，更是女性对自身认识和女性自我价值实现的飞跃。这一百年的时间，女性跨越了千百年来的沉寂、喑哑的无声年代，唱出了属于女性的响亮的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