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软件人才匮乏已经成为制约我国软件产业发展的一个瓶颈,究竟缺少什么样的软件人才?该如何培养这些软件人才?国家相关职能部门在软件人才培养过程中,又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这些问题受到业内人士的广泛关注。为此,我们特别邀请了三位业内专家,对这些问题进行
探讨。
特邀嘉宾:
中关村软件协会会长于滨
计算机世界大学总经理 张润良
Adobe公司大中华区总经理皮卓丁
软件人才市场现状不容乐观
记者 :请各位先介绍一下目前国内软件人才市场的现状?
于滨: 根据我国的软件产业发展规划,高校每年有5万名计算机专业毕业生,而国家对软件人才的需求已达到20多万人,并且,这个需求还在以每年20%左右的速度增长,人才缺口预计在2005年将达到42.5万人左右。另外,国内目前约有5000多个软件企业,从业人员却只有25万左右,超过1000人的软件企业微乎其微。软件人才匮乏已经成为制约软件产业发展的一个巨大瓶颈。
张润良:合理的软件人才市场,应该是软件蓝领、软件工程师、软件架构与分析师并存的金字塔形状,人才基数由大到小,形成梯次。前几年我国培养的软件人才,没有形成梯次,软件人才什么都懂一点,却什么都不精;现在状况有所改善,但还是不够理想,主要表现在软件蓝领的规模还不够,缺乏对软件产业的有力支撑;中高级软件人才的数量不够,体系化的培训也不尽如人意。
皮卓丁:目前,我国软件人才的市场现状是人才短缺与结构不合理现状并存。具体表现为我国软件人才结构呈现“橄榄型”,即软件高端人才,包括系统分析师、项目技术主管等,和软件蓝领,如软件编码程序员等都严重短缺。一些高级软件人才,如海归人士,拥有非常丰富的开发经验,但缺乏项目整体规划、领导工程等经验;而许多应该是软件蓝领干的工作在我国却是研究生和本科生来做。
记者:目前,一些属于社会办学的软件学院把入学者的门槛定得很低,这种现象正常吗?
张润良:我们也注意到这一点,有些软件学院,包括普通高校和民办高校办的,过于强调短期商业利益,过于考虑营收,导致入学考核、学生培养过程都出现了质量控制不严的情况。培养出来的学生,必然缺乏竞争力,同时也造成了社会资源的浪费。真正有竞争力的软件学院,一是要有良好生源保证,二是要有很好的质量控制体系,三是能够提供适用的课程和实践机会。
皮卓丁:我认为这很正常。我国软件产业的确需要素质较高、数量足够的“软件蓝领”。但目前,我国由于没有成规模的初级程序员培养体系,许多高级软件人员不得不从事初级程序员工作,“高能低用”现象相当普遍,人才浪费严重。软件人才应该分为三个档次 软件高端人才,即高级项目负责人;中端人才,小组项目负责人;软件蓝领,是软件编程实际操作人员。
于滨:如果培训机构能够采用“宽进严出”的办学方针,我认为是可以的,但是关键还是要看毕业生的就业情况。软件人才的培养不能局限于学院式的专业技术培养,而要通过发掘、引导和管理等手段,以及在实际工作中的磨练,从各个方面促进软件人才整体素质的提高。
哪种软件培训体系更适合中国
记者:目前,国内很多软件培训机构都在引进印度的教材。这种软件人才的培养模式,是否真的适合中国的现状?
张润良:印度的软件人才培养方式,在社会上一直并存着赞同与置疑的声音。对此我们也进行过一定的研究与分析。总体感觉是可以引进,但一定要结合国内软件企业的实际情况,做相应的调整。我们国内的实际情况与印度还有很多差别,在引进来以后必须考虑国内软件企业的需求。印度的软件人才培养,有很多可以借鉴的地方,比如它的体系化、流程化和规范化,但对国内的培训机构来说,这不是一蹴而就的,需要有个渐进学习和调整的过程。从这个意义上说,过于商业化和急功近利是要不得的。
于滨:印度的软件人才培养方式、方案有其合理性,对于培养“软件蓝领”来说,基本是适用的。但是印度的培训体系,在培养人才结构上容易造成浪费,所以对高端软件人才的培养,并不适用。我国的计算机软件专业教育在国际化、标准化方面已经大大落后。首先体现在英语教育水平不高上。英语是软件业使用的“第一语言”,印度之所以成为软件出口大国,与这些国家拥有大批英语软件人才密切相关。在我国,即使是硕士或者博士,英语能力也远远落后于印度,这已经成为我国软件人才国际化的一道坎儿。
记者:社会办学通常是将当前社会上最热门的软件技术作为培训内容,但是当学生毕业后,却发现所学的内容已经过时了。各位能否给学员一些建议,怎样选择合理的软件课程?
皮卓丁:这确实是个非常尴尬的现象。比如,Adobe公司已经新推出了In Design排版软件来替代Page Maker产品,但有些培训机构依然对学员进行旧版本的Page Maker培训。社会办学常常存在急功近利、短视等通病,我认为在这个问题上,信息产业部等国家有关部门应该发挥重要作用,对培训机构、社会办学机构进行及时指导,让他们的办学和教学方向能够跟上最新的形势及潮流。
张润良:学员要参加软件培训,首先要明确希望学习哪个层次的内容,是软件编码,还是软件设计,或者软件架构分析;其次,选择课程内容,要把握哪些技术是热点,而且在一定时期内不过时,或者选择社会所需要的紧缺型专业方向;另外,选择合适的培训机构,有实力的机构将保证你和最新技术与课程保持同步;最后一点,IT的发展是很快的,新技术层出不穷,热点也在不断转换,这就需要学员有较强的自学和跟踪能力。
于滨:在软件培训这个领域,存在着教授越老越不“值钱”的现象,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软件领域产品的更新速度实在是太快了。像微软公司,差不多每半年就会推出新版面的软件,在培训机构,通常很难接触到最新版本的软件产品。所以,我认为学员应注重的是学习方法,而不是软件工具本身。但也有一些不变的,像学习C语言编程就永远不会过时。
如何改变国内软件人才市场现状
记者:众所周知,软件产业已经不再是个人英雄主义时代,需要的是众多软件人才的群力群策。有人说,中国软件业一直“疲软”,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协作精神比较差,是这样么?
于滨:我认为中国软件业至今不够强大的原因不能完全归结为缺乏合作精神,国内对大型软件的市场需求不足和“作坊式”软件企业数量巨大才是根本的原因。仅仅依靠少数软件精英,中国软件业就难以形成开发大型软件的能力,软件业要在中国实现产业化,必须走出个人英雄主义的时代,不要再把写软件程序当作一种个人艺术。我国的软件公司如果想在国际市场上更有竞争力,其产品更加规范化和产业化,那就必须要摆脱目前的小作坊模式。
张润良:国内软件人才协作能力差或许只是一个表面原因,但绝不是根本性的。要推动中国软件产业的发展,一是鼓励政策力度要加大,包括融资、税收、技术、出口、知识产权等多个方面;二是要培养更多的实用性、职业化和国际化的人才;三是软件企业要建立起良好的质量管理体系和流程控制。国家今年以来相继制订了《鼓励软件产业和集成电路产业的若干政策》、《振兴软件产业行动纲要》等系列文件,也出来若干鼓励政策,这对我们国家的软件业发展,必将起到积极推动作用。
皮卓丁:我认为这个说法有一定的道理。在软件行业,特别是软件开发领域,团队合作是其从业者所必须具备的素质之一。出现这种“个人英雄主义”的现象与我国软件人才现状也是有关的,完成一个项目最好的方式是 高级项目规划领导人将一个大的项目分解成几部分,由各小组的项目负责人组成团队,带着下属的软件蓝领去工作。但是目前是让高级软件人员从事软件蓝领的工作,没有人尽其才,发挥不出他们的优势,自然会生出“个人英雄主义”,群雄并起。
记者:中国软件人才的培养,是需要国家有关部门指导性的“定制型人才”,还是完全以市场为导向,培养“市场型人才”?
皮卓丁:应该是以市场为导向,但这又会出现刚才提到的社会办学急功近利、短视的通病。以前,我国的软件人才培养机构有两种 一是“学院派”,他们的培养方式完全与市场脱节;另一种就是“社会派”,完全以市场为导向,存在短视的通病。在软件人才培养方面,我认为北京大学软件学院的办学方针很值得推广,他们可以称作“与市场需求紧密结合的学院派”代表,既注重市场需求,也对学生进行学术培养,并且还时刻接受国家教委的直接指导。
张润良:软件人才的培养,一方面需要国家政策的指导,营造良好的社会环境;另一方面,需要市场的提升。这需要有个协调,不能越俎代庖。软件人才数量和质量的提升,最终需要市场化的运作,需要高校、社会培训机构、IT厂商良好的互动。人才的培养,是需要基于市场和企业需求来进行的,这也需要教育和培训机构有较快的跟踪市场的能力,及时推出符合需求的课程和体系。
于滨:正所谓“政府搭台,企业唱戏”,国家相关职能部门应该指导性地辅助社会力量培养软件人才,但是不应该扮演一个“又踢球又当裁判”的角色。总之,中国软件人才的培养,应该朝着“国际化、市场化、实战化、规范化”四个方向努力,也只有这样,才能使国内的软件人才市场进入良性发展的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