渐：①浸：渐染。②流入：东渐于海。
【渐染】因接触久了而逐渐受到影响。――《现代汉语词典》
从严复的“严译八大名著”算起到今天，西方哲学进入中国已经100多年了。把这100多年的历史凝聚到一套书里，是一件很不容易办到的事情。对于
百年来，我们从西方哲学界“拿来”了什么？在“拿来”的过程中，我们自己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即中国哲学家们如何回应西方哲学）？百年后的今天，我们打算把自己变成什么样（即构建中国现代哲学如何可能）？
20世纪，西方哲学大规模涌入中国，学派迭呈，头绪繁杂。对这一历史现象的研究，自梁启超起便时有学者论及，特别是80年代以来，研究西方东渐史的著述更出现了日渐增多的趋势。但总的看来，这些著作或着眼于某个、某几个阶段，或专注于某一个思潮，而在全过程的系统考察与评论这个关键点上，无论是史料的挖掘、整理，还是对过程的规律性研究上，则均嫌薄弱。陈修斋先生早在90年代初就曾呼吁道，这个工作本来早就应该做了，但始终没有人来对西方哲学传入中国的过程，做过全面系统的考察，因而留下了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中一块亟待填补的空白。当这套长达12卷，洋洋400万字的《东渐史》出现在世人面前的时候，犹如一幅徐徐展开的巨型画卷，让每一个读者都感觉到了它的分量。西方哲学东渐史可以有多种写法。汤一介先生指出，比如我们可以划分出若干历史时期，按照西方哲学各派输入情况作横向的描述和评论。这样做的好处是对一定时期内西方哲学东渐的过程与面貌有一个整体的展示；但由于我们邀请的作者大多是研究某一西方哲学流派的学者，这样的写法势必会造成多人合写一卷的情况，难免因为看法不同而导致表述上的矛盾。我们最终采取的写法是，把西方哲学输入各派大体按照其传入时间上的先后，分卷编写。这套书第1卷是导论，第14卷是总结，其余各卷分别对进化主义、唯意志论哲学、实用主义、实在论、分析哲学、康德黑格尔哲学、结构主义与后结构主义、现象学思潮、后现代后殖民主义等哲学学派东渐的历史过程进行描述和评论；系统考察西方各种哲学观念在中国传播的历史背景、方式、途径、文献，全面梳理中国学者研究与传播各种哲学思潮的活动、成果以及社会影响。
一部西方哲学东渐史是西方哲学在中国传播和扩散的历史，同时也是西方哲学在中国产生作用，引起变化的历史。而当我们一旦把这种变化提升为思考的对象，那么，不同时期、不同路向的各种观点，以及由此产生的各种问题便会纷涌而至――西方哲学东渐之最初结果，就是使中国的哲学从以往的“经学”、“子学”、“史学”中摆脱出来，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问题是，这样的哲学是“哲学在中国”还是“中国底哲学”？在何种意义上，我们真正了解了西方哲学？西方哲学“在中国”与“中国化”究竟是什么关系？我们怎么才能让“可信者”可爱起来，让“可爱者”可信起来？当代西方出现的问题与危机从反面凸显了东方文化的独特价值。在此情况下，我们又当如何面对西方哲学呢？西学东渐与“中国本位文化建设”的关系又会怎样？……这些问题层层叠叠，相互交织，构成了《东渐史》编写者们艰难的探索足迹。
20世纪已经成为历史，21世纪的到来，为我们更加科学、更加理性地面对这些问题提供了一种新的立足点；而比立足点更为重要和宝贵的，是我们的自信。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赵敦华指出，经历了中西方文化多次碰撞之后，我们的民族在文化上、心理上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成熟，已经能够坚定而自如地面对来自国外的一切思潮。如果说，10年前人们还在为要不要介绍西方哲学而争论，那么现在的问题已不是要不要介绍西方哲学，而是如何对被介绍的西方哲学加以分析、鉴别和吸收。这是关系到中国现代文化和学术继续发展的一项迫切任务。面临这样的任务，《东渐史》应运而生。
中国社会科学院的蒙培元研究员评论道，从西方哲学“在中国”到“中国化”，是这套丛书最着力之处，也是最成功之处。其重要意义在于，它为我们提供了理解20世纪中国哲学如何可能的一把钥匙。“中国化”是一个过程。这个过程中，是哲学语言的交锋与对话，以及相互吸收与建构，由此产生了某种结果，因此才有中国现代哲学的酝酿与产生。当然，从更长远的历史眼光看，这些结果仍然处在过程之中。事实上，书中所介绍的每一种哲学及其流派，都与中国原有哲学发生了某种关系。即使是拒斥这些哲学流派的哲学家如梁漱溟、熊十力，也是用普泛化的西方哲学语言讲中国哲学，而且吸收了另外的一些西方哲学如柏格森哲学。这就是说，他们同这些哲学处于批判性对话的关系之中，必然从中受到某种“刺激”和启发。更多的中国哲学家，则在吸收某种西方哲学的过程中，进行了个性化的解读，而且不免有某种“误读”。但是，正如丛书的某些作者所说，这种“误读”恰恰是创造的开始。真正具有原创性的哲学家，决不仅仅是将西方哲学作为一种“客观知识”介绍给中国人，而是将西方哲学的某种观念注入中国哲学，或用西方哲学的方法分析、解释中国哲学，建立各自的哲学体系，为现代中国哲学的建设作出贡献。
中国文化只是在与外来文化相遭遇时才最清楚地显示了自己的特征。这套丛书虽然重点说明西方思想对中国的影响，但读后使人对中国哲学和文化的未来充满了信心。早在七十年多前，宗白华先生说过，中国人理解西方文化，要比西方人理解中国文化更容易，因此更适合于担负融汇中西文化以建设世界新文化的重任。中国人学习、理解和吸收西方哲学的历史和现实证明了这一预言。虽然中国人理解西方哲学并不比西方人理解中国哲学更容易，但中国人对待西方哲学的心态确实要比西方人对待中国哲学的心态更加开放，更加开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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