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本起于民间习俗和原始宗教活动,其涵盖面很广,包括社会规范、文化制度、行为方式。冠、昏(婚)、丧、祭、射、御、乡(乡饮酒)等,原本是民间交往活动,亦含有对自然神灵与祖先神灵的崇拜仪式;在上层统治集团则逐渐有了燕(宴)、飨、田猎、朝觐、聘问等等礼制,亦不断发生变化。复杂的礼仪大致可归为五类 吉、凶、
儒家的礼节都有其具体含义。冠礼在明成人之责；婚礼在成男女之别，立夫妇之义；丧礼在慎终追远，明死生之义；祭礼使民诚信忠敬，其中祭天为报本返始，祭祖为追养继孝，祭百神为崇德报功；朝觐之礼，在明君臣之义；聘问之礼，使诸侯相互尊敬；乡饮酒之礼在联络感情以明长幼之序；射礼由体育活动可观察德行。这些古礼综合了民俗、宗教、伦理、艺术、美学的价值。儒家除了礼教还有乐教、诗教，这些都可以促使人向善，敦厚庄敬，相互和睦，克服人性负面的东西，对于稳定社会，调治人心，提高生活品质都有积极意义。
首先我们看“礼”之中的秩序、节度、交往、和谐原理。“礼”的功能主要是确定亲疏、远近、贵贱、上下的等级,确立君臣、父子、兄弟、夫妇的社会结构,整齐风俗,节制财物之用,理顺社会关系与秩序等等。按春秋中期鲁国曹刿的说法,礼是整饬社会生活秩序,确立上下等级,规定官员职责,节制财物之用,维护长幼之序的。按战国后期荀子的看法,社会的整合、维系及秩序化,靠社会分工及等级名份制度加以确立。“礼”的作用是“别异”、“定伦”。一个国家没有礼就没有处理政务的尺度,没有规矩方圆就寸步难行。《礼记・曲礼上》曰:“夫礼者,所以定亲疏、决嫌疑、别同异、明是非也……道德仁义,非礼不成;教训正俗,非礼不备;分争辨讼,非礼不决;君臣、上下、父子、兄弟,非礼不定;宦学事师,非礼不亲;班朝治军,莅官行法,非礼威严不行;祷祠祭祀,供给鬼神,非礼不诚不庄。”足见“礼”在一定意义上就是“法”,即所谓“礼法”。这里面当然有时代的限制,但我们又不能不承认,随着一夫一妻制逐渐确立,父权制家庭与私有制、阶级、国家的形成,这些由男女之别、伦理秩序不断扩展的“礼法”,就是所谓“进步”与“文明”的标志与结晶,其等级规范整合了整个社会生活并使之有序化。当然,这里不仅仅只具有“法”的意义,更重要的是其中有宗教信仰信念和道德价值。
孔子答鲁哀公问政：“仁者人也,亲亲为大。义者宜也,尊贤为大。亲亲之杀,尊贤之等,礼所生也。”(《礼记・中庸》)这里说的是仁、义、礼的关系。“杀”读sài,衰减的意思。“亲亲之杀”,是说亲亲有差等,有亲疏、远近、层次上的差别;“尊贤之等”,说的是对待贤人依德才在禄位上有高下的等级。“仁”是以亲爱亲人为起点的道德感。“义”是合宜、恰当、正当,尊重贤人,尚贤使能是社会之“义”的重要内容。“礼”就是“仁”与“义”的具体化、形式化,以此体现亲亲、尊贤为内容的社会秩序。孔子说 “君子义以为质,礼以行之,逊以出之,信以成之。君子哉 ”(《论语・卫灵公》)这也表明仁义在内,礼仪在外;仁义是质实,礼文是形式。
在“礼”中包含了一定的人道精神、道德价值。“礼也者，贵者敬焉，老者孝焉，长者弟焉，幼者慈焉，贱者惠焉。”（《荀子・大略》）荀子推崇“礼”为“道德之极”、“治辨之极”、“人道之极”，因为“礼”的目的是使贵者受敬，老者受孝，长者受悌，幼者得到慈爱，贱者得到恩惠。在贵贱有等的礼制秩序中，含有敬、孝、悌、慈、惠诸德，以及弱者、弱小势力的保护问题。礼学对官员、君子提出了德、才、禄、位相统一的要求，亦对他们提出了“安民”、“惠民”、“利民”、“富民”、“教民”的要求，“修己以安百姓”（《论语・宪问》）。“养民也惠”，“使民也义”（《论语・公冶长》），“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论语・学而》），“因民之所利而利之”（《论语・尧曰》），反对滥用权力，对百姓“动之不以礼”（《论语・卫灵公》）。这也是礼学秩序原理的题中应有之义。
《礼记・曲礼上》指出，依礼而行，有一定的节度，人与人相处既不侮辱别人，也不与人亲昵失敬。君子待人接物时态度恭敬，凡事有节制，谦逊礼让。礼以内在的敬、让为质实，在行为上以遵循一定的仪节表现出来。但这不只是拘守礼文仪节，而是以礼让为本质。孔子继承古代《志》书，重申并强调“克己复礼，天下归仁”，表明克制自己，使行为合乎一定的规范，有一定节制并加以实践的重要性。当然这也是以仁心为依据的。儒家提倡“富而好礼”，“克己复礼”，是主张通过修养的功夫来节制骄奢淫逸。
“是故先王之制礼乐，人为之节。衰麻哭泣，所以节丧纪也。钟鼓干戚，所以和安乐也。昏姻冠垂，所以别男女也。射乡食飨，所以正交接也。礼节民心，乐和民声，政以行之，刑以防之。礼、乐、刑、政四达而不悖，则王道备矣。”（《礼记・乐记》）这里强调的是“节民心”，“正交接”，以及礼、乐、刑、政的配合。孔子的弟子有子讲：“礼之用，和为贵。”这是就治理家国天下的事务而言，礼的作用，以遇事符合一定的节度，无过无不及，做得恰当为可贵。当然，不是为恰当而恰当，这里有价值的内涵。但以一定的规矩制度来节制人们的言行，则是礼的主要功用。主要是这其中蕴含的“节度”的观念亦是值得发掘的。
“太上贵德,其次务施报。礼尚往来 往而不来,非礼也;来而不往,亦非礼也。人有礼则安,无礼则危,故曰‘礼者,不可不学也’。夫礼者,自卑而尊人,虽负贩者,必有尊也,而况富贵乎 富贵而知好礼,则不骄不淫;贫贱而知好礼,则志不慑。”(《礼记・曲礼上》)这一交往原理包含如下内容 以德为贵,自谦并尊重别人,讲究施惠与报答,礼尚往来。无论富贵或贫贱,都互相尊重,互利互惠。这里我们尤其重视对于负贩者、贫贱者的尊重。天子与诸侯、诸侯国之间的聘问之礼 “聘”就是“问”,“聘问”就是访问、问候或慰问的意思 含有深刻的文化内涵与意义,大致有“明贵贱”、“礼让”、“致敬”、“明宾客君臣”、“重礼轻财”、互不欺凌,互利互惠的原则。国与国之间及民众之间的交往,增加了解,彼此沟通,联络感情,即通过各种“礼”来“亲”邦国、异姓之国,“亲”万民、朋友,“仁”乡党、宾客等,体现的是“礼”的和谐功能与和谐原理。“以礼乐合天地之化、百物之产,以事鬼神、以谐万民,以致百物。”(《周礼・春官・大宗伯》)可见礼乐教化主要是用来和谐万物并提升百姓的文明水准的。
其次，我们谈谈“礼”的现代意义。
三礼之学是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遗产，有其现代价值。礼乐文化不仅促进社会秩序化，而且有“谐万民”的目的，即促进社会的和谐化。一个稳定和谐的人间秩序总是要一定的礼仪规范为调节的，包括一定的等级秩序、礼文仪节。“礼”的目的是使“四海之内合敬同爱矣。”（《礼记・乐记》）礼乐教化的人文精神是人与人、族与族、文与文相接相处的精神，是协和万邦、民族共存、文化交流融合并形成统一的中华民族、中华文化的动力。孔子对礼乐的继承、传授，大有益于他身后两千五百年世道人心的维系和民族的大融合、文化的大融合。
礼让为国,安定社会,消弭争夺战乱,节制骄奢淫逸,是使人民得以安居乐业的前提。以一定的规矩制度来节制人们的行为,调和各种冲突,协调人际关系,使人事处理恰到好处,是礼乐制度的正面价值。这里有社会正义的义蕴,即反对贫富过于悬殊。一部分人富起来了,富了以后怎么办 孔子讲“富而后教”,讲教化、教养,反对铺张浪费、夸财斗富。目前我国的大众文化渲染淫逸,对社会风气有极大的腐蚀作用,对青少年的成长十分不利,而文化批评的力量却格外薄弱。这是值得我们检讨的。
就现代生活而言，在外在强制的法律与内在自觉的道德之间有很大的空间，即包含社会礼俗在内的成文与不成文的规范。这就是“礼”。古今社会规范的差异不可以道里计，但提高国民的文明程度，协调群体、社区的关系，促成社会健康、和谐、有序地发展，不能没有新时代的礼仪文化制度、规矩及与之相关的价值指导。我国历来是礼仪之邦，今天我们仍然面临提高国民文明程度的任务。在这一方面，礼学有深厚的资源。
就国家间的交往而论,尽管周秦之际的诸侯国与现代的民族国家不可同日而语,但互利互惠、和平共处的交往之礼义,亦有可借鉴之处。我们在《左传》与《国语》中看到许多例证,即在春秋、战国时期,邦国之间的交往,虽然最终是以霸主们的“势”来决定其地位,然而“理”在“势”面前并不是苍白无力的,霸主们亦害怕“屈理”,因而历史呈现的是“理”、“势”相乘的辩证历程,“理”、“势”之间有一定的张力。在一定的意义上,“理”即是“礼”,或一定的“礼”中包含有“理”,即公正与道义。故“礼”与“理”可以互训,故《左传》、《国语》的作者有“礼也”、“非礼也”的价值评断。
文明间的对话需要有“礼”的精神的调剂与“礼”的智慧。例如“礼”的秩序原理中所包含的规范、有序、崇义、扶弱的因素，节度原理中所包含的节制、恰当、分寸、适度的原则，交往原理中礼尚往来、尊重他人、敬、让、轻财重礼、不骄不淫、相互沟通与理解的内涵，和谐原理中的和亲、谐民、仁爱、交融的精神，均是走出自我，走向他者、社群、国家、天下的相互伦理，而具有普世价值。
“礼”学是一门“沟通”的艺术，“对话”的伦理。中华文化在调和性上见长。协调、和合的过程并不会掩蔽其原创性，相反有着如下的品质：“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小德川流，大德敦化。”（《礼记・中庸》）“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周易・系辞传》）正因为有多样性、有差异，才有创造之源。人类各族群、各地域、各语言的文化方式、能力、传统、价值都是相对的，唯其如此，才有灿烂丰富的世界文明。文明间的理解与沟通需要呼唤相互尊重、学习、礼让的精神。我们对礼学的这些原理可以作创造性的转化，并使之在文明间的交往、沟通、对话、理解中，逐渐地成为可普遍化的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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