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观20世纪后半期以来技术哲学的发展，笔者认为它大致有三种倾向：
一、从工程学的技术哲学到人文主义的技术哲学。整体上来说，存在着两种传统的技术哲学：一是工程学的技术哲学，一是人文主义的技术哲学。这两种传统不仅代表了两种并行的技术哲学进路，而且代表了技术哲学进化的一种趋向，即从工程学的技
二、从技术的内部研究向外部研究的转向及技术社会学的兴起。长期以来，尤其是工程学的技术哲学进路，实际上是一种有关技术研究的“内部研究”定向。这种理论倾向注重从技术本身或技术体系内部来研究有关技术问题，而忽视与技术相关的一些外在因素。与此不同的观点是更为“整体的”观点，这一路径认为技术并不是一种“独立的系统”，而是作为“人类文化中的一种要素”，因而主张对技术进行背景分析。美国于1958年成立的技术史学会及其所出版的《技术与文化》杂志体现了这种理念。他们“不仅注重技术设备和技术过程的历史，而且也注重技术与科学、政治、社会变革、艺术和人文、经济的关系”。这实际上是一种背景分析方法，反映和强调了包围着技术系统的社会背景，同时也蕴含着一种技术系统思想，把变化中的技术社会学和技术的社会因素、人为因素有机地联系起来。20世纪中期，技术哲学已把与技术相关的社会问题作为主要关注对象，这是技术研究中的“内部研究”向“外部研究”的转向。它不仅是技术哲学研究定位的变化，同时也体现了技术哲学研究范式的转变，其突出表现就是技术社会研究的展开或者说是技术社会学的兴起。技术社会学的历史相当短，二战以前，它经历了长时期的知识断层；战后，社会学家们重新对技术感兴趣。以社会学的方式研究技术，技术体系就不仅仅是技术本身，而且包含了与技术相关的其他因素，技术的构成是一种社会的建构或历史的建构。技术社会学对与技术相关的其他因素的关注表明了对技术进行研究的理论框架已经发生变化，即由原来的技术体系内部转变为技术的外部因素研究，将技术视为一种社会的、历史的、人类学的现象来展开研究，其实质是技术观的变化。
三、从技术批判、技术建构论到技术伦理学。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由于技术负效应的逐渐显现，技术批判论的浪潮也随之兴起。无论是法兰克福学派，还是技术决定论者和社会建构论者都曾对技术进行过批判，批判的主题广泛涉及工具理性、技术的异化、技术精英统治等。技术哲学与技术社会学的晚近研究表明，技术不是一种抽象的、与价值无涉的工具，而是根植于特定的社会情境之中，技术的演替由群体利益、文化选择、价值取向和权力格局等社会价值因素所决定。这种立场就是所谓的建构论（constructivism），又称情境论（contextualism）。建构论是一种与技术决定论迥异的立场，其最大的差异在于，建构论力图揭示蕴含于技术化的生活世界中的价值因素，力图从技术与社会互动的角度体现人在其中的作用。既然建构论以利益相关群体的互动来诠释技术的发展过程，那么对技术的建构论分析就蕴含了对此过程中伦理冲突的揭示。技术与伦理本属于两个不同的领域，是当代技术实践引发的一系列伦理问题将这两个并不相同的领域结合了起来。实际上，技术命题与伦理命题的语法结构是相同的，都是关于“应该”的问题。只不过它们代表了两种不同的规范，一个是技术规范，另一个是伦理规范，而对技术的审慎思考需要对技术本身进行伦理的规范。的确，各种新的伦理问题都可以追索到技术问题上，技术问题已经是使一切问题成为伦理问题的问题。这使得有关技术的伦理学研究走向前台，成为目前关于技术哲学研究的核心问题。
近些年来，我国科学技术哲学工作者的研究也发生了伦理学转向，他们的兴趣中心从科学认识论和科学逻辑更多地转向科技伦理学，转向与许多关键领域相联系的伦理问题。这些应用伦理关注的领域包括军用与民用核技术、环境、生物药品、计算机和工程等。在研究中人们发现，“各种新的技术行为要求一种相通约的责任伦理”，相关的技术人员应承担其技术的责任，社会应负责任地建构技术。使技术伦理反思由一种价值揭示机制，进一步转化为切实影响现实生活的利益协调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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