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贫困是当前我国农村经济工作的一项重要任务，消除贫困也是世界各国努力的目标。长期以来，发展经济学家们围绕发展中国家贫困的原因以及如何摆脱贫困这两个基本问题，从不同角度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各种各样的政策主张。然而，综观发展经济学的演进历程，我们不难发现，大多数发展经济学家在探索
从20世纪40年代末到50年代，刚刚摆脱了殖民统治的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最基本的经济特征就是低生产率和低生活水平。因此，在发展经济学先驱们的理论视野中，发展中国家的贫困就是收入贫困和人力贫困，发展的最大障碍就在于资本极度稀缺，认为“一个国家之所以穷就是因为它穷”。与此相应，发展被认为就是提高全体人民的物质生活水平,就是经济增长；经济增长是解决贫困问题的充分和必要条件。基于对贫困实质的这种认识和对发展的这种理解，这一时期的发展经济学家从发展中国家经济的结构性特征出发，把资本积累和工业化看成是促进经济快速增长、摆脱贫困的关键，进而提出了以“唯工业化”、“唯资本化”、“唯计划化”、“内向发展”为特征的经济发展战略。
进入60年代，采取进口替代工业化发展战略的大多数发展中国家贫困状况并没有因此而有所好转，反而更加恶化了。而且，这种发展战略的弊端日渐暴露出来：工业低效、农业停滞、产业之间及各地区之间发展失衡、经济体制僵硬、收入分配不均，等等。在这种背景下，一批受到新古典经济学熏陶的发展经济学家在坚持贫困就是收入贫困和人力贫困，坚持发展就是经济增长的前提下，抛弃结构主义发展战略，转而求助于市场机制。尽管新古典主义发展战略在一定的程度上促进了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但是，经济增长仍然没有像在市场体系完善的发达国家那样，产生有利于穷人的“滴注效应”，反而形成对一些特权阶级和富有阶层有利的“聚敛效应”。一些发展经济学家因而意识到，经济增长虽然是减少贫困的必要条件，但却不是充分条件。于是，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及70年代，出现了一股否定经济增长作为发展目标的潮流：发展不仅包含了增长,而且还应该包括在增长基础上社会经济结构的变化和人民生活质量的改善。
20世纪80年代，当结构主义和新古典主义在分析思路及战略主张各执一端的时候，一方面，在实践上，中国这个发展中大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开始展现出强大的生机和活力；另一方面，在理论上，新制度经济学逐渐融入主流经济学理论体系，在这种背景下，许多发展经济学家认识到，发展中国家的贫困除了收入贫困和人力贫困以外，更重要的是权利贫困和能力贫困。收入贫困和人力贫困只是现象，只是结果，而权利贫困和能力贫困才是实质，才是原因。穷人作为贫困的主体，他们不是经济福利的被动接受者，而应该是能动地获取机会、争取权利进而享有充分经济自由的经济单位。要减少贫困，一方面，必须保证穷人拥有一定的物质资源和社会资源；另一方面，穷人要有能力，即社会赋予它的选择权利和自由，利用其拥有的资源来实现自己的生活目标。因此，发展的最大障碍就在于缺乏有效的制度安排。
基于对贫困实质的这种理解，阿玛蒂亚・森把发展看作是一个与“个人自由和社会承诺”紧密联系的过程。发展意味着经济主体各种权利和能力的扩大，意味着他们能够在某种政治、法律、文化制度框架下享有更大的自由，拥有更多的机会，做出更多的选择，实现更大的效用。因此，制度也不再是游离于发展之外的既定因素，而是赋予并保障个人的选择权利，进而促进经济发展的内在动力。在这种新贫困观和新发展观的影响下，80年代中期以来，发展经济学进入了强调制度分析的新古典政治经济学阶段；而世界银行则在2000／2001年《世界发展报告》中，将创造机会、赋予权力和增加安全保障作为其全球减贫战略的行动纲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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