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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本报记者田永胜
特邀嘉宾：柯炳生：农业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
李成贵：中国社科院农村政策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
程漱兰：中国人民大学农业经济系教授
为促进农民增收，今年出台的中央“一号文件”围绕“多予、少取、放活”的方针，明确提出要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搞活农产品流通。总结我国农产品流通体制改革20多年来的经验，人们认识到：市场化改革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只有通过发育市场的办法加以解决。但市场经济赖以运行的一些基本条件，特别是培育合格的市场主体和建立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通常又需要一个较长的过程，为此，政府应该有一套科学的规划和有序的安排。围绕这个问题，农业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柯炳生、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政策研究中心主任李成贵、中国人民大学农业经济系教授程漱兰各抒己见，提出了诸多有益的政策建议。
农产品流通不畅成为农业发展的瓶颈和农民增收的障碍
记者：改革开放20多年来，我国逐步打破了农产品流通领域的地区封锁和部门垄断，初步形成了多渠道经营、多主体竞争的格局。但是，农产品流通不畅的问题仍然存在，且成为农业发展的瓶颈和农民增收的障碍。那么，当前我国农产品流通领域中主要存在哪些问题呢？
柯炳生：对于不同的农产品来说，存在的主要问题不同。比如，对于粮食和棉花来说，由于市场开放的时间还不长，多渠道流通体系仍很不完善。原有的带有垄断性的国有部门面临着一些重大挑战，而非国有流通体系尚处在起步阶段，因此，会出现一些不公平竞争、市场秩序紊乱等问题。蔬菜市场和肉类市场开放得早，各类营销机构已经有相当发展，现在的主要问题是安全质量控制问题。此外，由于种种原因，公益性的市场信息体系建设尚不发达，影响了市场的透明度和公平竞争。
李成贵：我国农村市场经济的发育程度还处于较低阶段，农产品流通领域问题还很多。主要表现在：第一，市场主体组织化程度低，高度分散，经营规模小，流动性大，农民的合作组织发育很不充分，不利于提高流通效率和推广应用先进交易方式，也不利于市场体系的进一步升级与发展。第二，农产品市场体系和交易方式落后。目前期货市场的功能，交易活跃的品种只有大豆和小麦，还远没有发挥出发现价格和规避风险的功能；批发市场主要起商品集散地作用，交易场所设施十分原始；销区零售市场，“三边”（路边、河边、桥边）市场随处可见，特别落后。第三，农产品流通业态创新和发展滞缓，连锁、超市、配送经营等现代物流体系还处于初建阶段。第四，农产品的质量安全体系和检测检疫体系问题严重，不能适应消费者的需要，也影响了农产品的国际竞争力。第五，农产品的生产流通管理存在部门分割，缺少一套比较完整的法规和管理办法。
程漱兰：如果我们跟着农产品，从田头，经过重重“必要”的手续关卡，最终抵达消费者那里，查一查，算一算，我们就会明白，“搞活农产品流通”的余地还有多大，我们的农产品的盈利空间还有多大，农民的收入空间还有多大。
对农民合作组织应给予财政和金融上的必要扶持
记者：我们注意到，在许多地方，“企业 农户”并没有发挥预期的效果。如牛奶业存在龙头企业压级压价，收奶员索要回扣，当地政府搭车收费，奶源过剩时半夜排队交奶、甚至倒奶等情况。这种状况在损害农民利益的同时，也不利于农产品的流通，应该如何避免这种情况的频繁发生呢？
柯炳生：企业与农户之间的关系，说到底是经济合作关系。“企业＋农户”在实践中表现出来的效果不一样，具体原因可能千差万别，但是最基本的原因是相同的：是否按规则办事。如果市场条件保持稳定，那么一般会是成功的。如果市场情况发生了较大变化，而双方能够甘苦与共，合作也可能获得成功。如果有一方见利忘义（规则），为利毁信，则效果就可以想像了。实在地说，农民可以做出的选择不多。有两点可以考虑，一是找到一个信誉好的流通加工企业，建立长期合作关系；二是自己组织起来，共同进行市场营销。这样，既可以增强市场谈判地位，也可以考虑利用期货市场的套期保值功能。当然，前提条件是有这样的期货市场。
李成贵：在培育农民合作组织方面，需要借鉴日本、韩国以及我国台湾的经验。这些国家和地区的农业也是小规模的家庭经营，但在农产品市场流通中，以农协、农会为代表的农民合作组织的作用都十分明显。农协、农会等通过集中采购、供应、加工和运销，解决了一家一户农民办不好的事情，在市场与农户之间，农民合作组织起着桥梁和纽带作用。我国政府需要对农民的合作组织给予财政和金融上的必要扶持。
程漱兰：农业产业化的“公司＋农户”形式，由于实力和地位相差悬殊，农户的利益难以得到保护。农民只有组织成合作社，才可能与产前、产中环节抗争，获得平均利润。以合作社形式构筑公司与农户关系，最有利于农户利益也更有利于农业产业化。不论合作社收购农户产品时采用什么价格，盈利按业务量摊还的机制使农户最终所得没有区别。对整体农户而言，合作社对社员的盈利返还机制，消除了交易品的质量验证、价值确认问题。对于每一个农户而言，并没有“大锅饭”可吃。此外，合作社与社员之间“风雨同舟”式的关系，可以给出初级农产品的真实价格信息，还能够作为整个社会交易的参照。使没有参加合作社的农户、没有自行加工销售的合作社，也能够为自己的初级农产品获得大体相当的收益。这样，合作社系统不仅降低了交易成本，也有助于降低整个社会的交易成本，巩固整个社会的专业化协作链条，使一个社会不断降低农产品的直接生产成本和交易成本，进而造福于全体国民。
加快建立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农产品市场体系
记者：马克思曾经说过，商品价值的实现是“惊险的一跳”，一旦完不成这一跳，摔坏的就不是商品本身，而是它的拥有者。今天，广大农民想致富得靠市场，但市场带给他们的并非总是福音。比如，有的地方柑橘丰收了，但只能卖几分钱一斤。有的地方大葱丰收了，卖不出去只好烂在地里。那么，在促进农产品流通方面，政府可以做哪些事情呢？
柯炳生：原则上讲，政府应当管那些靠市场机制解决不了或者解决不好的问题。具体地说，可以分为两个方面：一是进行市场监控管理，为建立一个公平、透明、竞争和高效的流通体系提供法律法规保障，制止垄断，打击欺诈；二是提供公益性服务，包括市场信息服务等。至于国有流通企业，则应当严格实行按照政企分开的原则，按照市场经济规律运行。在一般情况下，对于市场价格变化，政府不宜进行过多干预，因为价格是供求关系的晴雨表，也是调整供求的重要手段和市场机制的基础。借鉴国外的经验，我国应当加强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加快玉米、棉花、食糖、大米等产品品质均一化程度较高的农产品的期货市场建设；二是扩大蔬菜、水果、花卉、生猪等产品的拍卖市场的建立；三是在自愿的基础上，加快农民合作营销的组织化程度；四是加快食品超市和连锁商店的发展。以上这些措施，都具有提高市场透明度、增强竞争、提高效率、提高质量安全水平等方面的积极促进作用。
李成贵：我们既要看到市场化改革给农民带来的巨大利益，也要认识到改革大潮的波峰浪谷对个体小农的冲击乃至打击。所以，如何形成关于供求的尽可能准确的预期，规避价格风险，是市场经济条件下农业发展的关键问题。解决问题的途径，一是要加快发育市场，二是要加强政府的信息服务。关于发育市场，需要做的事情非常之多。其中，最基本的是两条，一是健全市场体系，就是要在政府的宏观调控与支持下，加快建立起比较完善的以配送连锁、电子交易、期货交易等现代市场流通业态为先导，以批发市场为中心，以集贸市场、零售经营门店和超市为基础，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农产品市场体系。另一是培育市场主体。现在农村中经纪人已经不少，但仅此远远不够，必须大力培育农民的合作组织，参与流通。
程漱兰：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不能把改善农民收入主要寄托于国家行政干预上，但是，国家干预仍然是需要的。如以完善市场为目标，以确保市场运行主体自主运作为宗旨，以促进各种各类竞争（包括一般市场竞争、公共物品提供竞争、政府服务提供竞争、政府工作人员岗位竞争等）为途径，废除过滥的法规，消除各种要素价格扭曲以减少贿赂需要和“寻租”机会，预防滥用垄断权力而使市场运行更具效率，以促使公众认同市场后果的公平性和合法性。此外，舆论监督也是一种有力的工具。再有，就是要促进农业产业化，依靠市场比依靠政府更有效。当产业化已经兴起，政府完全没有必要通过“定点扶持”对一般龙头企业施以特殊优惠。它们最需要的是政府的服务，更准确地说，是政府的便利化服务，以降低交易成本和经营的不确定性，这些比特殊优惠更重要。提供规范的市场竞争环境，是政府的本分；不需要动用宝贵的行政资源和公共财力对一般的营利性企业――哪怕是再成功的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进行鼓励。正常的市场环境会让它们从盈利中获得最大的鼓励。政府应主要致力于“提供信息”和“让信息自由流动”，即让公众方便地获得免费的、真实的、及时的和全面的产品品质的信息，让公众能够根据这种信息作出自己的选择；以司法手段，让所有扭曲信息的人承担完全的经济和法律后果，让他们为制造虚假信息付出的成本大到与他们可能的获益不成比例，使任何理性的人绝了这种念头。概言之，形成“公共信息――消费者选择――市场奖惩――司法保证”的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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