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当我们以全面发展的视野培养全面发展的人的教育观来规划和实施人才战略时，我们需要重新认识与反思影视这一普遍存在的文化现象，从而从根本上确立影视教育的价值。
影视教育的人本功能与价值是多方面的，对影视教育的定位，我们虽一贯偏重于审美教育，但更多的是关注其审美知识的传授和道德的教化，
孔子曰：“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这一名言告诉我们，诗、礼、乐是人生修养互相依赖的三个层次：人的审美感――兴依“诗”引发，品格德性靠“礼”来规范，而这两者最终要通过艺术来完成。“乐”是“和”的本质，“乐以道和”，这里的“和”指的是各种异质的和谐统一。被西方誉为“美育之父”的席勒与孔子的教育思想不谋而合，在《美育书简》中，席勒认为：“只有美的观念才使人成为整体”。在他看来，艺术教育的目的在于使人们的“感性和精神力量达到尽可能的和谐”，“人的完整”与否取决于这种“和谐能力”。亚里士多德早就看到：悲剧“是借引起怜悯与恐惧来使这种情感得到陶冶”。所有的艺术，都必须诉诸接受者的审美情感。影视与其他艺术相比，具有更为强烈和直接的特点，它以其特有的传播方式、逼真的内蕴震撼力、强烈的视听综合感官冲击力，深入人的心灵。因此，影视艺术情感教育通过对影像的感知，让人在艺术的审美境界中身心情操得到滋润和感化的同时，实现知识结构的部分与部分、部分与整体之间的融合统一，从而成就全面发展的人。托尔斯泰在《艺术论》中认为：“艺术就是美的灵魂，艺术的目的是教育，不仅是‘智’的教育――这是学者的事，不仅是‘心’的教育――这是布道者的事，而是整个人的教育。”文学大师的这一观点，对我们今天进行影视教育不无启示。
不同的技术方式和不同的媒介手段所产生的文化形式，必定促使其接受者不同的思维方式的形成。由于文化、语言和思维之间存在着内在联系，人们在习得一种语言的过程中，同时也在无意中积淀下该语言所蕴籍的思维模式。自人类文化产生以来，其媒体形式的变化使人类的思维中介系统发生了从行为思维到语言符号思维进而到数字化思维的变革。早期的人类文化是以图像文化形式而存在的，语言文字的产生则使思维变成了线性的、连续的、规则的和逻辑的，这一变化使印刷媒介将具体情景置换成非情景、非具象、非对话语境的文字符号。读者在沿着语义的逻辑对文本进行解读时，总处于线性的逻辑思维中。而照相术、电影和电视的发明使得图像文化再度兴起，它以声形并至、时空兼备的视听语言体系改变着人类的思维模式。影视作品中不仅声响、构图、摄编等多套语言系统使观众在变幻莫测的声电光影和扣人心弦的情节欣赏中处于非线性的思维状态，而且随着数字化时代的到来，人类不仅占有一个现实的世界，而且拥有了虚拟的世界。影像生产的复杂因素，决定了影像文化语义演义的多义性、网络性和立体性，这一媒介文化势必在强化受众的非线性思维时对人类的认知习惯和思维方式产生根本的影响。
然而，由于中国传统文化对感官的偏见，导致我们的教育长期以来忽视非线性思维的培养。在对思维方式的认识上，孟子将心灵视为“大体”，即重要的;而将耳目感官视为“小体”，也即“次要”的。显然，在古代哲学家眼中，耳朵与眼睛这类感官不会思考，只能用“心”去思考。感性与理性、艺术与科学的分裂，造成了现代人的“大脑右半球功能缺乏症”，改变这一状况，坚持人文与科学的统一正是我们今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目的。
今天，休闲已成为一种体现生命价值、实现创造性生活的行为。这一生命价值的实现，同样需要我们站在人类“终极命运”的人文关怀的角度，对休闲主体予以足够的关注。早在古希腊时期，人们就认识到休闲与教育的关系，因为休闲方式与休闲内容的选择是对休闲主体素质的检验，同时主体又通过自由和谐的休闲过程改善生活质量，为自我完善创造条件。
中国传统历来特别重视在审美中休闲，形成了丰富的审美性休闲的传统。庄子将人休闲时的自由和谐之状转而视为一种审美心理之态，风度气质之美。认为：因有“休”状才有“闲”貌，“‘闲’即‘娴’美也”。在五花八门、琳琅满目的休闲文化中，影视已经成为当代人首选的审美休闲文化形式。然而，今天的影视更多的是因休闲而存在，而其作为审美性休闲文化的价值，却未能得到充分的发挥。作为审美休闲文化的影视，不仅有欣赏和读解的价值，也是休闲文化中审美创造最好的现代方式，需要我们在休闲教育中提高受众的视觉素养。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