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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才与贞观盛世

2004-05-18 来源:光明日报 作者:□雷依群 我有话说

贞观之治是中国封建社会最负盛名的治世。其时,“风调雨顺,年登岁稔,人无水旱之弊,国无饥馑之灾”(《贞观政要》卷9),出现了“商旅野次,无复盗贼,囹圄常空,马牛布野,外户不闭,又频致丰捻,米斗三四钱”,“行旅自京师至于岑表,自山东至于沧海,皆不赍粮,取给于道”(《贞观政要》1《政体》)的太平景象

。贞观盛世的出现,原因固多,但唐太宗重视人才,知人善任应是最重要的因素。

唐太宗是在经历了残酷的隋末农民战争和血腥的玄武门之变后登上帝位的,这使他对人才的作用和价值有着比常人更为深刻的认识。他在晚年写的《帝范》一书中就反复强调:“国之匡辅,必待忠良,任使得人,天下自治”,“黄金累千,岂如多士之隆,一贤之重”。在他的一生中,可以说一直都在广开才路,推心待士。

魏征是贞观时期最著名的诤臣之一。他早年先后追随过李密、窦建德,入唐后又成为太子建成的心腹。在唐高祖晚年宫廷斗争日益激化时,他多次劝太子建成早日除掉李世民,以免萧墙之祸。玄武门之变后,唐太宗单刀直入地质问魏征为什么要离间其兄弟关系,当时在场的人都为魏征捏了一把汗,魏征却从容答道:“太子当初若听了我的话,便不至于有今日的下场。”唐太宗一下子为他的正直、忠诚和坦率所折服,不但没有杀他,反而厚加礼赐并予以擢拔。魏征有经国之才,认为“鉴形之美恶,必就于止水,鉴国之安危,必取于亡国”,因而建议唐太宗以亡隋为戒,罢不急之务,慎偏听之怒;近忠臣,远小人;杜邪说,听直言。魏征前后向唐太宗进谏二百多次,他的建言基本上都为唐太宗所采纳。魏征死后,唐太宗多次对人讲:“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魏征殂逝,遂失一镜矣。”由此可见,魏征的人才价值在唐太宗心目中有多么重要的位置。唐太宗对马周的擢用更带有戏剧性。贞观三年,唐太宗下令让群臣上书言国家政治得失,作为武将的常何因不通经学,让寄食的穷书生马周代拟了奏疏。疏言二十余事,递上之后,得到唐太宗的高度赞赏。唐太宗奇怪常何何以能写出这样好的东西,再三追问,常何道出了实情。唐太宗立即下令召见马周,在其未到之前“四度遣使催促”,与其交谈后又马上加以擢用。马周前后为官达二十年之久,唐太宗十分欣赏马周办事敏捷、扎实肯干、性甚慎重的工作作风,后来“于马周暂时不见,则便思之”。其时,像马周这样起自布衣、擢为卿相者,不胜枚举。诗人卢照邻曾无比兴奋地说:“我之得人,于斯时盛!”由此可见,贞观之治的出现,唐太宗惜才、爱才和正确地用才确是重要原因。

贞观盛世的出现,说明人才是真正的宝贵资源,而如何用好人才更是造就盛世的一个重要条件。统观唐太宗的用人政策及其特点,我们不难得到以下有益的启示。

首先用人须德才兼备。唐太宗认为,“太平之时,必须才行兼备,始可任用。”才行兼备是指能力与德行的统一。贞观三年,唐太宗对吏部尚书杜如晦讲:“比见吏部择人,惟取其言词刀笔,不悉其景行。数年之后,恶迹始彰,而百姓已受其弊,如何可获善人?”(《贞观政要》3)贞观六年,他又对魏征讲:“王者需为官择人,不可造次即用,用得正人,为善者皆劝;误用恶人,不善者竟进。”可见,把好用人关,坚持德行第一,是唐太宗用人的第一原则。在这一点上,唐太宗对许敬宗其人的态度就是一个很好的注脚。许敬宗在武德年间就是太宗的入馆之宾,文采超人。他曾在太宗马前草拟诏书,挥笔而就,令许多人叹为观止。但垂三十年之久,他也未获太宗重用。原因何在?正如宋代史臣所说,就是因为许敬宗“才优而行薄故也”。

其次是以诚待人。诚信的基本要求是对人诚实不欺,它是中国传统道德最基本的原则。对封建君主而言,诚信既是笼络人心的手段,也是调动内外臣工积极性、造就一支和衷共济的官僚队伍的根本保证。唐太宗颇能以诚待人,他对曹操的诡诈欺人作风深为卑视。在总结隋亡教训时,他认为隋文帝用人多疑,“使君臣相疑,不能备尽肝膈”,是隋亡的根本原因之一。玄武门之变后,如何对待东宫旧臣,朝中意见不一。当时有许多人持激进态度,主张黜退甚至要斩草除根,但唐太宗没有这样做,而是把东宫旧臣“引居左右近侍”,使之“心术豁然,无有疑阻”,迅速消解了他们的对立态度,化敌为友,使政局得以迅速稳定下来。

又次,用人如器,舍短取长也是唐太宗用人的特点。为了调动臣下参议朝政的积极性,唐太宗常常强调:“君子用人如器,各取所长。”他认为,“人之行能,不能兼备”,只有“舍短取长,然后为美”。这种用人之道在贞观时期获得了很大的成功。如戴胄不通经史,有人嘲笑他不学无术,但为人正直,办事干练,处繁治剧,众务必举,甚得一时之誉。唐太宗用其所长,让他担任大理少卿。在此任上,戴胄公正执法,不阿权贵,政绩斐然,以致唐太宗都从内心发出“法有所失,公能正之,朕无忧也”的赞叹。又如房玄龄与杜如晦都被称为贞观名相,但他们两人并未有轰轰烈烈的疆场功业,以致宋代史臣在编修唐史时对他们也颇多微词,其实这正反映了唐太宗用人取其所长的独到之处。如果注意到贞观时期的台阁规模、典章文物多出自于此二人之手,就不会有任何偏见了。

正是因为唐太宗为政坚持以人为本,广开用人之路,终于创造了贞观盛世,也创造了贞观时代人才济济的历史奇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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