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明日报关于中国如何抓住第六次产业革命的战略机遇实现跨越式发展的讨论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笔者认为，这主要和两个方面的原因有关，一是中国正处于转轨的关键时期，迫切需要有利的机会来推动改革的深入进行；二是中国的繁荣昌盛是中国各族人民的强烈愿望，中国知识分子为此而进行理论上的探索义不容辞。
发挥比较优势的发展战略使中国经济有了长足发展。但是，事情显然并不是到此为止。因为当比较优势上升为一种国家发展战略的时候，它必然包含政府能够识别出（至少在很大程度上识别出）哪些产业和企业具有比较优势，哪些产业和企业不具有比较优势。如果把比较优势仅仅限于要素禀赋这一相对狭小的范围，那么当中存在的问题还不是那么明显的。但当我们考虑到路径依赖的时候，比较优势发展战略还能够发挥预期中的作用吗？
我们的起点是计划经济，我们的国情是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国家，这就是我们最大的“路径依赖”。忽视这一路径的依赖就是忽视中国经济面临的最大的约束条件，既不符合实事求是的精神也不符合经济分析的逻辑。在渐进式改革的初始阶段，遵循比较优势发展战略无疑是可以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中国经济的增长，因为在这个阶段我们主要利用外生的机会，利用以前被体制压抑的机会，这些机会至少在要素禀赋方面的比较优势是很明显的。但是当经济改革进行到一定阶段以后，许多机会就不是那么明显地属于外生的，而是属于内生的，内生于我们的经济制度之中。这个时候再遵循要素禀赋的比较优势来发展中国的经济，至少对那些内生的机会来说显得非常不合时宜，因为那些内生的机会本身在很大程度上不能用具有比较优势还是不具有比较优势来判断。在约瑟夫・熊彼特的创新面前，创新前和创新后是不一样的。不可否认的是，对于外生的机会利用要素禀赋的比较优势来诱导出其潜能还是符合客观规律的。但是，对于内生机会而言，则要在很大程度上另当别论。那么，如何来利用这些内生的机会呢？
历史永远是一面镜子。德国和美国尤其是美国之所以能够超越“老大”英国，原因就在于它们抓住了技术革命所带来的机会。它们为什么能够抓住机会呢？因为它们的企业对机会的敏感程度强。它们的企业为什么对机会的敏感程度强呢？因为它们的企业有良好的组织能力，能够有效地整合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能够形成管理科层制（有人也翻译为层级制），能够进行三方面的投资，从而能够利用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并进而具有成本优势和竞争优势。在先进技术方面，英国的企业家并没有把最先拥有的机会（内生机会）的潜在优势转变为实际优势，而等它意识到这个机会（已是外生机会）的时候别人已经形成了有效的进入壁垒，想进入也不是那么好进入的啦。当然，最重要的一点是，当时的英国推崇家族式的个人管理（非科层制），不能对内生的机会形成敏感的反应，而只能沉湎于属于外生机会的老产业（路径依赖），结果自然错失良机。当然，整个结果是由许多原因造成的，比如可接近的市场大小的原因，但是英国企业家的失败确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也就是说，英国的企业的“看得见的手”没有能够和市场的“看不见的手”形成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罗纳德・科斯所说的有效的替代。当然，这里需要提醒的一点是，那些能够利用技术革命提供的机会来“做大”“做强”的产业往往是资本密集型的，而不是劳动密集型的，能不能有可获得的资本（或者靠内部留存或者靠外部融资）对企业的扩张显得尤其重要。
对中国而言，要想利用内生的机会，必须注意两个方面的问题，一个是能够形成内生于制度的机会，另一个是能够对这些内生机会产生高敏感度从而能够切实把它们转化为现实生产力。没有机会的话，也就谈不上利用；有了机会却抓不住，还是等于没有机会。对经济转型的中国来说，这就需要我们完善两个层次的制度，一个是宏观层次的国家的市场制度，一个是微观层次的企业家特别是企业的管理制度，前者可以内生出经济机会，后者可以有效利用机会，从而达到“看不见的手”和“看得见的手”的相对完美的结合。所以，我们的当务之急是完善市场制度，培育企业家精神，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只要中国在先进技术领域的企业能够具有世界竞争力，在相关的产业内占有一定的世界市场份额，中国经济就可以实现“跨越式”发展。
一个国家利用外生机会的能力和利用内生机会的能力，取决于这个国家的企业有没有组织能力―――把物质设施和管理技能结合起来的能力，更确切地说取决于企业的组织效率，在该形成科层制的地方（即科层制有比较优势的地方）能够形成科层制，以企业的“看得见的手”来替代市场的“看不见的手”，但却不是用政府的“看得见的手”来替代企业的“看得见的手”。对中国而言，情况更为复杂，因为现在的中国经济既需要市场化又需要城市化，既要转型又要发展。由于约束条件太多，所以需要方方面面的权衡和折中。理论上来讲，一个问题的约束条件越多得到最优解的可能性也就越小。而这个所谓的“理论上”相对于中国现实的复杂性来说却还显得太过“简单”了。中国更需要协调发展，也就是说，需要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与对外开放。要想在某些方面“单兵突进”就会付出很大的代价和成本，因为有可能扭曲有限资源的合理配置。对利用内生于制度的机会而言，也可能存在这样的问题，如果我们利用这些机会的成本太大的话，就有可能使得我们本来具有绝对比较优势的机会却不具有世界范围内的相对比较优势。总而言之，中国需要按照比较优势发展原理稳步前进，把外生的机会利用好，在经济发展的随后阶段逐渐培育出利用内生机会的低成本机制。这样，中国就可以把内生的机会利用好，把后发优势和先动优势结合起来，从而进入资本密集型的世界前沿技术领域。但在整个过程一定要注意坏的“路径依赖”，防止陷入“锁入效应”。另外需要强调的是，我们一定要有意识地培养把握机会的能力，不能等机会成为外生的以后才做出暂时性的反应，自主能力（特别是组织能力）比外在冲击更能形成有效的原动力，这应该是中国经济特别是中国企业的发展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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