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的近代转型,其原点可追溯到明中叶以降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萌芽,甚至宋代的“城市革命”(都市由政治军事中心转向工商业中心),而正式展开则始于19世纪中叶。其时,工业化西方东侵,将中国纳入世界统一市场,与此相表里,中国文化也汇入世界近代文化的大格局之中。作为中国文化有机组成部分的荆楚文化,也
荆楚文化近代转换的远源固然可以追溯到汉口镇晚明以降的崛起,然其正式起步,则在清咸丰、同治之际,即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这较之东南沿海晚了二十年,但较之北方和西部又呈“捷足先登”之势。我们讨论荆楚文化的近代转型,必须正视与东南沿海的“时间差”以及与西部相比的先进性,从而准确把握荆楚地区在全国近代文化格局里的第二梯级位置。
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签订的中英《天津条约》(1858年6月)规定,新增11处通商口岸,汉口为其中之一。因当时长江中下游是太平军与清军拉锯激战之地,汉口开埠还不现实,但英国人已急不可耐,于1858年派军舰从上海出发,穿过太平军控制区,12月驶抵汉口,窥察武汉三镇,并会见湖广总督官文。1861年3月初,英国官员、商人乘轮船到武汉,再见官文,提出通商要求。同年3月中旬,英国驻华参赞巴夏礼、海军提督贺布率军舰4艘来汉,面晤官文,巴夏礼与湖北官府签订《英国汉口租界条款》。这便是“汉口开埠”之始。随后,英国第一任驻汉口领事来汉;继之法国也设汉口领事馆,英、法、美、俄、德等国商人接踵来汉经商。以俄商1863年在汉口开办顺丰茶砖厂为开端,外国资本陆续在武汉设立使用机器的工厂,此为荆楚大地近代工业的端绪。1862年1月,江汉关设立,总汇对外贸易税务。自此,汉口逐步成长为水陆交通枢纽,华中最大的货物集散地,“货到汉口活”的说法遍传遐迩,武汉“九省总汇之通衢”的功能也得到充分发挥,这带动了长江中游商品经济及近代工商业的发展。至19世纪末20世纪初,汉口的对外贸易额居全国第二,“驾乎津门,直追沪上”。这样的经济土壤,培植了近代文教事业,武汉渐次成为华中首屈一指的文化中心。总之,19世纪60年代初汉口开埠,是荆楚社会及文化近代转型的正式起点。这正昭示了荆楚文化近代转型的外铄性特色。
荆楚文化近代转型的又一重要特色,是官府主动性,政府行为是转型的先导性动力。洋务派后期巨擘张之洞总督湖广近二十年间,兴实业、办文教、练新军等官方举措,使湖北从一个中等发展水平的内地省份,迅疾跃升为全国近代化进程的排头兵。张之洞治鄂期间修筑芦汉铁路,兴办汉阳铁厂、湖北枪炮厂、纱布丝麻四局,操练湖北新军,均在全国一领风骚,此不具论。在文教领域,张氏为“兴学求才”而大举更革,其书院改制、创建新学堂、大规模派遣游学生赴日,都走在全国前列,清末湖北成为全国文教先进省,张氏也因此以“知学”闻名天下,遂有1903年应诏赴京厘定学堂章程之行,成为中国第一个得以实施的近代教育大纲―――“癸卯学制”的实际主修者,而这一学制的先期试验地便是湖北。
洋务运动末期(19世纪90年代)和清末新政(20世纪前10年)20年间的湖北文教兴革,是荆楚文化近代转型的直接导因。仅从近代文化的载体―――近代知识分子的成长而论,都与这一新学堂兴办及留学生出洋热潮相关。由封疆大吏张之洞推动的湖北文教兴革,使这个较封闭的华中省份一跃而为人才辈出之处。古来即流传“唯楚有材”之说,但指的是先秦,汉唐以迄明清的湖北,其实并非人才茂盛之区。梁启超《近代学风之地理的分布》一文指出:“湖北为交通最便之区,而学者无闻”,又说:“湖北为四战之区,商旅之所辐集,学者希焉。”这是对清末以前湖北人才情形的概括。然而,时至清末民初,湖北,特别是鄂东骤然英才并起,群星璀灿。仅以鄂东一隅言之,20世纪上半叶成长起来的文化巨匠便有:哲学家熊十力,地质学家李四光,政治史家兼经济学家王亚南,思想家殷海光(黄冈人),文字学家黄侃,文学家胡风(蕲春人),诗人兼学者闻一多,思想家徐复观(浠水人),思想史家汤用彤(黄梅)等。
湖北近现代人文荟萃,直接动因是张之洞督鄂期间的文教兴革,清末民初的新知识分子都是从此间改制书院及新式学堂培养出来的,两湖书院走出了革命家黄兴、法学家张知本、教育家张继煦、方志学家王葆心;湖北武备学堂走出了吴禄贞、蓝天蔚;黄侃由张之洞资助官费留学日本早稻田大学;闻一多曾就读武昌两湖师范附属小学,后留学美国……。这一名单还可续列得很长。如果说,曾国藩及其湘军把湖南三湘子弟带上了全中国舞台,那么,张之洞开办的新学堂及大规模派遣学生留学,则使湖北学子走上了中国乃至世界的文化殿堂,从传统士人变为新知识分子。
古代中国文化传播的大体走势是自西北而东南,这种转移,肇始于周秦之际,展开于两晋,完成于两宋。至近代,文化传播的基本方向正好相反;从东南而西北。这是因为中国迎受西方近代文明、得风气之先的地区是广东、福建、江浙,东南沿海最先涌现一批“睁眼看世界”并进而“向西方求真理”的人物,如福建林则徐、严复,广东洪秀全、洪仁?、郑观应、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何启,江苏冯桂芬、王韬、马建忠、张謇等。与这些人物的出现互为因果,近代工商业、近代文教和近代政治运动,也在东南沿海和海外华侨社会发轫,并以锐不可当之势,向内地推进,形成由南而北、由东而西的运动方向。
同东南沿海相比,近代北方和西北较为封闭、落后,而长江中游诸省,尤其是湖北、湖南(也即“楚地”),正处在较开化的东南与较守旧的西北的中间地带,借用气象学语言,这里恰是湿而暖的东南风与干而冷的西北风交汇的“锋面”,乍暖乍寒,忽晴忽雨。如果说,整个近现代中国都卷入“古今一大变革之会”,那么两湖地区更处在风云际会之处。诚如清末鄂籍留日学生所说,近代湖北是“吾国最重最要之地,必为竞争最剧最烈之场”,而“竞争最剧最烈之场,将为文明最盛最著之地”(《湖北学生界》第一期)。这并非虚夸之论,武汉在20世纪初叶崛起为仅次于上海的工商业中心,继之成为辛亥革命首义之区,大革命心脏地带,便是这一预测的实现。而这种时代的风云际会,又养育了湖北学子的深沉哲思,为现代荆楚染上古典与现代交织的瑰丽色彩。如熊十力早年投身辛亥革命,又目睹民国政治的腐败,退而论学,穷究天人,完成了整合儒释的大建构,对中国现代哲学有重要贡献。又如闻一多兼涉文史,其新诗蕴涵格律诗韵致,其楚辞、诗经研究借助芝加哥社会学派方法,融铸古今、会通中西,展现了转型时代学人的风范,昭示了现代荆楚文化的特殊魅力。